论作为宪法实施方式的促进型立法

依据宪法制定促进型立法,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宪法的纲领性特征,为促进型立法预留了宪法空间。立法机关通过促进型立法落实宪法所确立的国策时,那些具有国策条款支撑、回应公民基本权利诉求、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促进型立法动议,更容易被纳入立法议程。我国宪法规定的层级鲜明的治理工具体系,也为促进型立法的内容展开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充实的宪法工具箱。促进型立法彰显了更加积极的宪法实施观念,即从合宪性控制到合宪性形成、从确认现状到推进未来、从确权维权到赋权赋能、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事后监管到事先引导、从单一治理到多元共治的发展转型。由此展望后续立法趋势,应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方面的促进型立法,把促进型理念嵌入各类部门法,并使其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     

我国宪法人权保障立法的发展与刑罚制度的进步

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的宪法立法进入新阶段,保障人权的宪法立法新发展带动了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从刑罚实现过程的纵向进行考察,我国刑罚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方面都在贯彻宪法强化保障人权的要求；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二元界分的横向来看,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事诉讼法》中涉及刑罚的许多条款均贯彻了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体现了刑罚制度的进步.未来我国刑罚制度将朝着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化、行刑社会化和程序正当化的方向继续发展.     

论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发展

基本权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是宪法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基本权利是宪法发展的基点,宪法的发展是对基本权利需求的反映,宪法的发展状况影响着基本权利的发展水平。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孕育、法治社会的推进以及人权理念的发展等情势的出现,基本权利与宪法发展具备有利时机。树立人权理念,加强人权的系统性立法和有效性保障是推进我国人权实现和宪法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     

立法具体化是宪法实施的方式吗

立法对宪法的具体化首先是基于宪法中的立法委托而产生,也就是说,在缺乏立法委托的地方,宪法本身是可以被直接实施的。其次,不能把立法具体化理解为立法对宪法进行解释,否则可能混淆了具体化与解释的区别,同时也消解了立法与宪法之间的位阶关系。不同于解释,具体化本身带有创造性的内容。相比法适用过程中,一般的法规范之所以在具体的个案中得以落实,就在于加入了个案事实的考量,而法制定过程中,下位法之所以能够对上位法进行具体化,也在于加入了立法事实的考量。因此,立法具体化应当着眼于宪法规定在不同立法事实中如何被贯彻,而不是用立法去规定本来应当由宪法规定的内容。立法机关在对宪法进行具体化时应当全面准确地考察立法事实,如此才能尽到宪法中的立法委托的义务,也才能使立法具体化成为宪法实施的方式。     

立法实施能够全面实施宪法吗——对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将宪法实施寄希望于立法实施模式,意图依靠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来实现宪法全面实施。然而,由立法怠惰与立法本身局限性导致的立法缺失问题,构成了立法实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单一的立法实施模式始终难以克服立法缺失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将立法实施与司法实施对立的思路,转而将两者相结合,从而有效解决单一立法实施模式面临的困难,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结合现行宪法体制,我国应当建立起“立法实施为主,司法实施为辅”的宪法实施模式,允许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情形下直接适用宪法,并加强对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的监督。     

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

宪法宣誓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宪法普遍确认的宪政制度。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培育公民的宪法信仰。文章认为,我国应尽早建立这一制度。     

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为什么不能是宪法——兼论我国宪法适用的特点和前景

为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宪法适用是必要的,我国宪法适用的途径也是多样的,但1954年《宪法》和现行《宪法》第126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地排除了人民法院适用宪法的可能,而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仅仅界定在法律的层面。让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处理案件,没有制度的空间。认真总结我国宪法适用的特点和规律,以务实方法推进我国宪法适用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有多种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     

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

梁慧星先生的《不宜》一文认定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立法抵触和违背人大制度的论点没有根据。《不宜》立论的逻辑前提不能成立,对西方国家依据宪法立法的原因的理解有误,对中国制宪过程的阐释有违史实、不合宪理。人大制度不是依任何法律产生的论断违背历史真实。全国人大行使的立法权源于宪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修宪但不可违宪。《不宜》理论上陷入了严重自相矛盾的状态。主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不受宪法限制”反映的是国家主义、绝对权力的落伍观念。如果此说付诸实践,不仅将毁灭宪法、毁坏法制的基础,也将剥夺市民社会存在的空间,造成否定私法自治和严重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后果。目前情况下在基本的法律中规定“根据宪法”的内容是必要而正确的举措。     

浅析现行宪法与我国军事法律制度的发展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确定了国家的性质与形式;政权的组织与权力的分配;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从而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保障。国防和军事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由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国防和军事法律制度,是现代宪法的基本内容和显著特色。我国现行宪法颁布20年来,国防和军事法律制度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开创了国防和军事制度建设的新局面。     

我国宪法权利立法研究

对我国宪法权利的立法进行梳理后发现,很多法律规范虽宣称立法目的是维护宪法权利而实际上是在限制,立法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秩序追求缺乏对宪法权利的必要尊重,宪法权利在法律规范中缺少可操作性的实施规范。宪法权利被立法所不当限制的重要原因是缺乏权利理念,需要把宪法权利确立为立法的最高价值,通过完善立法实施宪法权利。     

论建立宪法控诉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不适应的条件下,我国确立宪法控诉体制是必然的。同时,建立宪法控诉制度有利于提高公民和国家机关的宪法意识,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     

论宪法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现有和未来的制度选择对过去的制度选择具有强烈的历史依赖性。遵循先例是宪法制度变迁中历史路径依赖性存在的主要表现。当代中国的宪法制度变迁,是对改革成果的确认,是对宪法制度的改良和完善。制度变迁客观存在的路径依赖规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宪法制度变迁必须立足于国情,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宪法制度的初始选择,走一条渐进式的宪法制度改良之路而不是激进式的制度革命之路。     

试论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多元化——兼论宪法诉讼的程序选择

本文从两个基于宪法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提起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入手，解读了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多元化的应有之意，提出了把民事诉讼程序的多元化界定为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多样性，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多样化的诉讼程序的设计申，应当包括宪法诉讼程序的设计。     

关于宪法诉讼制度的理性思考——兼论律师在宪法诉讼制度中的作用

宪法诉讼制度是指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它是由特定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进行的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并作出裁判的制度。我国宪法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在我国,宪法却作为一种政治宣言,长时间地被闲置,成了“闲法”。将宪法引入诉讼,先由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建立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制度,积累相关经验、培养相应专事违法、违宪审查之律师、法官人才队伍。后由特设的宪法法院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建立我国宪法诉讼制度,以激活我国宪法的基本功能。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     

论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选择

行政程序立法是当前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紧迫任务之一,行政程序的法典化是其必然趋势.本文认为,明确、严谨、科学的基本原则和完整具体的法律制度是行政程序立法论证和建构的两大基石.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公正原则、公开原则、听证原则和效率原则.可供我国立法选择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主要有情报公开、表明身份、受理、调查、咨询、回避、听证、申辩、质证、职能分离、说明理由等制度,本文从立法学和行政法学的双重角度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证.     

宪法的道德之维——兼论宪法的普遍低度道德法则

道德是宪法的价值基础。作为一般性的普遍规则,宪法必须遵循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则,这些法则构成宪法的合法性标准。宪法的道德价值不可避免地与理性价值相结合,宪法的道德思维是助就这种结合的内在因素。作为规则,宪法必须被解读,任何宪法的解读都是人的解读,因而都是道德的解读,因为人都是道德的人。     

论信息公开的宪法基础——对四国信息公开立法目的的考察

纵观世界多国的信息公开立法，立法目的是几乎所有信息公开法律规范均需明确的首要、基础性问题，因为这既决定了信息公开法的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后续的信息公开实践以及争议解决；这也代表了信息公开立法的宪法基础，直接决定了信息公开立法的正当与否。对立法目的，以英美和日韩为代表存在诸多争议，主要是日本学者围绕着知情权还是人民主权的争论而引出的立法定位之争，这些争议表面看似无用，实则彰显着一国在法治实践中是否遵循了宪法的人权至上原则，也折射出一国的法治发展程度。而我国，至少以信息公开立法为标本，既未遵循宪法的人权至上原则，甚至尚未将其合法性根基建立于宪法之上。这就是我国信息公开立法面临的宪法基础困境。     

建立中国宪法判例制度论纲

近年来对齐玉苓案等宪法诉讼案件的讨论，已成为法律界多年少有的热门话题。宪法的实施主要依靠宪法诉讼与司法适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单个宪法诉讼案件的影响力终究有限，故需要用判例制度巩固和扩展宪法诉讼成果，进而实现宪政与法治。“宪法判例的出现与形成不仅促使宪法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而且保证宪法规范的现实性与司法化”，“各国出现的宪法的判例化趋势，实际上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有效途径。”鉴于宪法判例化已明显成为当今世界两大法系的共同发展趋势，我们不必讳言判例的重要性，应及时借鉴各国宪法判例的经验，建立中国的宪法判例制度。     

浅析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兼论其对我国司法审查的启示

司法审查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普遍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如果机构的权力影响到公共利益或个人以及组织的权利或实质利益,那么该机构如何行使该权利就应该接受司法审查.司法审查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是指最高法院对立法机关的法律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制度,此制度在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初步分析中提出了相关完善我国司法审查的有益对策.     

克隆人立法的宪法规制

克隆羊"多莉"诞生以来,克隆技术迅猛发展,克隆人问题的现实性日益彰显。我国秉持"禁止生殖性克隆、支持治疗性克隆"的指导思想,出台了相关规章禁止克隆人。然而,目前我国克隆人的相关立法有违背宪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之嫌,存在着合宪性问题。建议全国人大根据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制定专门的《克隆技术管理法》,明确界定克隆人的相关概念,禁止任何人从事生殖性克隆,并明确规定监管机关的监管职责以及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将生殖性克隆入罪、明确立法的"落日条款",以消解当前克隆人立法的合宪性问题,实现克隆人立法的宪法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