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和党中央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并曾努力领导全党进行过纠正。然而,把这时对错误的纠正说成纠“左”,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左”和右都是有严格界线的,即质的规定性。所谓“左”,就是指思想和行动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陷入空想盲动。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纠“左”努力

随着“大跃进”运动向全闷蔓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凸显和泛滥。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又是巾央领导集体中较快觉察到这些错误的领导人。发现一系列尖锐问题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率领全党着手纠正这些错误，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     

不应否定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与裴焕利商榷

裴焕利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裴文),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却又认为这种“对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裴文的逻辑矛盾难以根除裴文既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说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二、裴文对纠“左”含义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对纠“左”含义的理解上,裴文片面强调了质的规定性,忽视了它在不同条件下规模     

1959:毛泽东的六篇《党内通信》

<正>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在1958年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初步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反右倾“斗争

1959年7月,为纠正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参加会议的省委其他同志,在大会发言和私下与毛泽东的多次交谈中,对“大跃进”以来党在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但是,当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后,毛泽东一改反“左”的初     

“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评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做了概括性的回答，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文革”中毛泽东对已察错误的纠正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所犯错误无疑是严重的,而且终身也未能彻底纠正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但是,10年之中,他对这场错误运动的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他一直在反复思考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他既坚持了总体上的错误方针,又局部上改正了一些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另一些错误,客观上为党和国家在以后纠正“文革”根本性错误准备了条件。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10年中,尤其是     

论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纠“左”不彻底的原因

六十年代初，面对“大跃进”的一些严重后果，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纠“左”的问题．经过一番曲折的认识过程，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主要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反对一平二调，纠正“共产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必须保持综合平衡；中国的国情决定，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花一百多年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调整国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此也不能评价过高，其认识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当时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     

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与知青政策调整

1973年4月,福建省莆田县的小学教师李庆霖,因儿子上山下乡后一些具体困难不能解决,上书毛泽东,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披露出来,从而引起毛泽东、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专门为李庆霖回了信,并寄去了300元钱,以“聊补无米之炊”。党中央、国务院以此为契机,着手纠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有关政策,使涉及全国千家万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     

毛泽东领导“三反”“五反”运动

<正>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这场运动对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起到了好作用。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也是有原因的。增产节约中发现的问题1951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     

李先念与毛泽东：自古英雄出少年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6月．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部迎接毛泽东．两人第一次会面。毛泽东称李先念“自古英雄出少年”。     

从历史档案透视大转折的曲折历程(上)

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中,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这时,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 的错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 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画面: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曾有过如下论断,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一是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二是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三是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四是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仅就发动“文化     

彭德怀与庐山会议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尤其是给毛泽东的信，中心问题是建议毛泽东和党中央下最大决心纠正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也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当时出乎大家的意料，彭德怀“闯了大祸”，被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家、野心家”、‘信倾机会主义”头子等政治帽子。会议以批判彭德怀为起点，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结果使原来“左”的错误更为恶性发展，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国民经济遭受重…     

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的邓小平

1961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为了纠正“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走出低谷，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后来史家所称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开幕时，邓小平还留在北京主持审查和修改将在会议上通过的重要文件。月底，他接到通知，赶到庐山。若干年来，社会上一直流传有“毛泽东、周恩来三顾茅庐请诸葛”之说，即毛泽东、周恩来“三顾茅庐”，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组织起草、修改有关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政策。     

毛泽东对“大跃进”失误的理论思考——纪念毛泽东诞辰98周年

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发现了错误,并进行了深刻反思,这方面人们似乎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这方面谈点看法,并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98周年."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在实践中受挫以后,毛泽东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方针政策.为了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记彭真60年代初在石家庄的一次调查研究

1961年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二年。为了纠正经济上的失误和困难局面,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着手尽快地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端正思想路线,统一认识。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并于这年3月向全党发出《关于认真进行     

试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正确思想和决策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但纵观他的一生,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芒.然而,社会上有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晚年给予了不公正的评价.本文从政治、思想、经济、外交四个角度整理论述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思想和决策,对于纠正毛泽东晚年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传(七)

毛泽东与西藏平叛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在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毛泽东十年探索的得失

一、得失所在毛泽东在十年探索过程中既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 ,也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毛泽东十年探索许多时候是得失并存、相互交织、交替发展 ,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 )从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看得失1.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前提就是以苏联为鉴戒 ,总结自己的经验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鉴于我国由于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暴露出来的弊病 ,毛泽东早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之后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以苏为鉴 ,要总结自己的经验 ,包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