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经济大国的实力和“政治大国”的目标,使日本对它在联合国中的现有地位和作用不满。日本外交转为大国外交,并同美欧一起建立国际新秩序是90年代日本外交的新构图,也是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的核心。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的主要做法是:为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造舆论;删除“敌国”条款;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加强联合国的人员合作。     

中美贸易谈判的权力结构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在中美贸易谈判诸多研究领域中,有关谈判分析框架和谈判权力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空白。更为严重的是,目前谈判理论的片面和狭隘易使中方陷入被动、不利的境地。针对中美贸易谈判的复杂多变性和互动性,本文提出谈判权力结构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转变的重要因素,并依据三层博弈分析框架来解读中美贸易谈判的全貌,进而指出中美贸易谈判是涉及"国际—国内—决策者"三层博弈之间互动的过程,谈判结果是国际权力结构、国内获胜集合与决策者认知交互作用的产物。通过构建中美贸易谈判模型,归纳出整体权力并非谈判方的权力来源,特定议题权力才是影响谈判结果的关键因素,并且国内获胜集合和决策者认知的变化都会引起权力结构的改变,信任更可能主导谈判进程和结果。鉴于谈判权力对谈判行为和结果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建议可以通过坚持策略、议题关联、改变对方的获胜集合等方法增强中国谈判权力。     

权力结构变迁下的东北亚政治经济生态——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视角

后冷战时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亚政治经济生态分裂的局面似乎并不比冷战时期有多大的改观。尽管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进行的如火如荼,但地区总体政治与安全合作则停滞不前,甚至经常出现严重的冲突事件。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来看,东北亚的这种政治经济生态特征源于相关国家对该地区权力结构变迁背景下的战略回应。政治意愿的疏离或相悖,经济利益联系增多必然导致的竞争,催生出东北亚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政冷经热,人们所期待的东亚一体化乃至东亚共同体仍是一个美好的憧憬。若要改变这种局面,除非东北亚地区和区域外大国领导人真正拥有全新的战略思维,以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和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来应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东北亚权力结构变迁,否则别无出路     

联合国的民主及其治理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众多国际领域的治理及其影响日益广泛,对联合国的民主问责便成为理论和现实中的一种必然要求.本文从联合国成员内部的民主、成员间民主和全球民主三个层次考察了联合国的民主之内涵.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联合国的民主治理及其治理机制完善的主要变革途径.     

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 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体现在决策制定、经费分摊、部队派遣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方 面。冷战后, 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发展成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手段, 在此领域的话语权的 争夺也日趋激烈。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进一步塑造“负责任 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努力增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北极航道对全球能源贸易格局的影响

近年来北极航道的开通及其与北极资源的紧密结合使之成为影响全球经济以及能源贸易格局变动的新因素,也成为影响欧亚主要经济体权力地位的新变量。北极航道作为国际能源运输的新通道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全球能源贸易的地理方向,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能源贸易格局中的权力关系出现变化,也使得国际能源价格的控制权进一步向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大国转移,其他产油国和消费国的价格影响力将进一步弱化。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

奥根斯基权力转移理论中关于权力和平转移条件的观点--从维护国际体系既存主导大国的利益和地位出发,竭力防止崛起国家改变国际权力分配的基本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回答权力如何和平转移的问题.权力转移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提出了不同观点.本文将评介这些观点并进一步研究崛起国家实现和平发展的条件,并将其运用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考察中.     

伊拉克战争的严重后果和启示

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15个月了,但伊拉克局势仍动荡不已。这场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 了深重灾难,也使美国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在情非得已的形势下,美转求联合国,通 过了有关伊问题的1564号决议,并向伊临时政府移交权力。由于美仍对伊实行军事占领 和主导伊重建,伊拉克问题的性质并无根本改变,局势仍然严峻。从总体和长远看,美 国赢得了战争,输掉了道义,失可能大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