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腐败

立法腐败是立法中的“设租”行为。立法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损害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要通过构筑违宪审查制度；实行开门立法,建立民众参与机制；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建构遏制立法腐败的程序性屏障；放宽新闻审查制度,加强新闻媒体对国家立法活动的宣传和监督等途径预防和治理立法腐败。     

新形势下中国反腐败立法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

中国反腐败斗争面临新的形势与要求，反腐败立法体系亟待进一步建构完善。在立法体系发展方向上，需要实现立法理念的重构升级、立法布局的优化完善以及立法形态的系统融通。在立法体系的框架重构与侧重上，需要构建集中型反腐败和预防、调查与惩治一体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并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立、改、废，理顺反腐败参与机构的工作关系。要侧重针对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问题立法，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反腐败立法，完善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专门立法。在立法模式上，要探索制定统领性国家反腐败法，构建更为有效的预防、调查与惩治并重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和更为全面的廉政教育引导法律体系。     

立法合法性研究:审视与建构——基于立法商谈理论的视角

对立法合法性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立法的合法律性。理想的立法合法性应当是建立在商谈主义法哲学视角下的,蕴含交往理性的,融合并超越"合法律性"、"合理性"、"正当性",最终以实现民众之于立法的可接受性为依归的那种属性。立法商谈理论是审视与建构当代中国立法合法性的理想视角,以此观之,立法意识方面的欠缺主要包括:经济决定论和精英决定论,义务本位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从制度方面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都存在一定的疏漏。建构当代中国之立法合法性,应当首先设计一套完善可行的立法商谈模式,还需要转变立法者的立法理念,提高立法商谈主体的立法商谈能力,以及进一步完善商谈场域及相关制度建设。     

关于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的思考

当下,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惩治腐败的方针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因而,我们更注重腐败预防机制的构建。我国目前缺乏预防腐败的中央级专门立法,这给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创造了空间。然而,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呈现参差不齐的现状。2013年广东省两个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的出台成为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专门立法的良性实践。在充分肯定两部地方立法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国际预防腐败的先进经验。     

关于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的思 考简

当下,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惩治腐败的方针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因而,我们更注重腐败预防机制的构建.我国目前缺乏预防腐败的中央级专门立法,这给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创造了空间.然而,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呈现参差不齐的现状.2013年广东省两个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的出台成为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专门立法的良性实践.在充分肯定两部地方立法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国际预防腐败的先进经验.     

论立法腐败

立法腐败是指掌握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立法权限或职务之便,为特定族群、团体、或个人牟取经济、政治及宗教利益的行为或现象;或指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立法权力的行为.立法腐败是法律制定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立法腐败的戍因是立法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司法审查的缺失.遏制立法腐败的对策是民主立法、立法公开、司法审查、提高立法技术以及立法权的合理分配.     

论军事立法质量标准

提高军事立法质量是加强和改进军事立法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规体系的必然要求。军事立法质量标准，包括政治性标准、必要性标准、合法性标准、科学性标准、技术性标准五个方面。     

论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合法性评价

如今地方行政立法的后评估既包含实效性分析,也包含了合法性评价。然而,合法性评价与合法性审查属不同的概念而不能简单移植。鉴于行政立法的合法性问题应在制定和实施阶段得以解决以及合法性评价在后评估中有被异化的可能,参考国外的实践并出于维护法制稳定的理念,可以认定合法性评价在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非必然性。     

论民族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民族经济立法是民族经济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的基础 ,应当贯彻合法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和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本文从民族经济立法的含义入手 ,分析了合法性原则、民主原则和民族经济利益原则的内涵 ,以期引起相应的立法回应     

沉默权探析

沉默权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重要权利之一，其实质在于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特定情况下作证人的作证义务，否定警察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证言的合法性。国外有关沉默权立法的规定，我国沉默权立法现状，完善沉默权立法，确立沉默权的设想。     

何为授权立法条款？——基于我国现行法律的分析

作为法条授权立法的唯一法律载体,授权立法条款以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为根本目标,其法律功能是将授权主体的职权立法权定向转移至被授权主体,实现立法权和立法义务的再配置。实质上授权立法条款是宪法和职权法对立法权和立法义务再配置的产物,因而只存在于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之中。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中的立法条款有执行性立法条款、创制性立法条款和变通性立法条款三种类型。按照授权立法条款的实质标准,只有创制性立法条款和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属于授权立法条款,是被授权主体授权立法权的合法性来源。以其形式标准而言,授权立法条款的形式特点有二：一是个中立法主体不具有职权立法权;二是个中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但使用了“另行规定”或者“特别规定”的法律概念。     

我国反海外腐败犯罪立法的规制转向

随着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规制重心从国内企业转向其他国家的企业,我国商事主体在海外所面临的腐败规制风险显著增加。当前,我国单一罪名模式的反海外腐败立法在规范要素和域外管辖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国反海外腐败立法应该向实用型立法转变,坚持对国内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和外国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双向规制的路径,通过进一步完善反海外腐败法律规范,提高我国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科学性,通过健全会计、金融、技术等配套制度增强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实效。     

试论立法论证

立法论证是一定的主体对立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论述与证明,从而为立法机关的立法提供参考与决策的依据.它有着启动立法、确保立法具备一定的条件、促进立法的进程以及保障立法顺利实施的功能.立法论证的主体有立法提案人、立法机关邀请的有关专家学者以及立法起草机关.它的任务或内容是对立法的必要性、立法的可能性、立法形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及立法的可行性等进行论证.     

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思考

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使腐败本身具有犯罪性质,腐败犯罪主体高位化的趋势比较严重,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惩治腐败犯罪之立法,加大刑罚适用的力度与幅度,完善惩治法人腐败犯罪的刑罚制度,加强监督立法,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打击腐败犯罪的滋生和蔓延。     

试论加入WTO后我国的行政立法

WTO协议要求国内立法不仅要具有合法性 ,而且还要有正当性 ,即所有的国内立法尤其是对国家贸易有限制倾向的法律规定必须基于正当的目的 ,如果国内立法已违反了WTO所明确提出的要求或与国际标准和惯例不一致 ,必须有正当理由 ,所有与货物贸易有关的立法中所采取的措施 ,不应超过实现正当目的的需要 ,措施或手段必须与目的一致     

地方立法三论

《立法法》以基本法的形式对我国立法体制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一般地方立法因之形成了新的体制,但在立法权限划分等方面还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明确地方立法的合法性、空间性和冲突性是完善地方立法的前提条件。     

完善我国反腐败立法的经济学解说

从经济学角度看,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寻租理论的制度揭示,说明了腐败产生的可能性,而当腐败收益大于成本时,腐败便成为现实。因此,要成功治理腐败,必须通过弱化人的自利本性、遏止寻租行为、大幅度提高腐败成本等来完善我国的反腐败立法。     

立法的参与和遵从浅析——公司与国家规则运作类比

在方法论上,以较小经济实体的状况来推演较大实体的运作是研究中并不鲜见的做法.在法律研究中,把较小团体和较大团体进行类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更清晰地反映问题.案例中公司内部非民主化决策的过程对国家立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立法民主性对于立法不仅提供了一个生成程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合法性基础,加强了参与者的主体性.立法民主可以更好地保证信息的全面性,并由此导致决策的准确性.     

立法主导是税制改革的优选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税制改革因循着行政主导的试点模式。从法治视角看,试点模式处于合法性缺失状态,存在内在弊端。与之相对应的是立法主导模式,坚持立法主导,对于提高税收立法水平、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客观需要。在未来的税制改革进程中,应当坚持立法主导的路径选择,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来解决改革难题。     

澳门与中国大陆地方立法体制比较研究

我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原有澳门立法体制由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构建的立法体制所代替。新的立法体制呈现出与澳门原有立法体制、我国大陆地方立法体制不同的特点。本文试以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为线索，进行比较研究，以期阐明：新的立法体制的确立是澳门从殖民地到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这一重大历史地位转变、提高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