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中国的法治之路

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往往只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忽视法律精神的培育。法律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升华,无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或是“法治就是公共秩序的存在”,人们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之路,培育出本民族的法律精神,首先就是要培养具有相当底蕴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文明,不仅要发扬传统文化,也要吸收和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为现代法治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研究社会中促成人们合作、遵守规则的条件,因为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真正基础     

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国法治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对于中国法治发展的背景、存在的障碍、发展的模式、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走向等问题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和分析。梳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治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认识中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法律信仰命题的交锋、探源与出路

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曾掀起轰动的大讨论,主要观点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阵营。通过分析法律信仰命题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可以发现,中西方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存在极大差异,中国法律信仰命题其实误读了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命题。中国法律信仰命题争论的可能出路是以"法治信仰"替代"法律信仰"。     

略论法治建设的目标定位及其路径选择——兼谈上海市浦东新区深入推进法治之路的初步构想

法治,这一衍生自西方文明中的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一套法律规则在制度层面上的运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共识。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法治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现代化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被正式写入中国宪法始于20世纪90年代。然而，上层政权的立法活动并不足以说明“法治现代化”在中国语境中的必然性以及法治得以实现的社会土壤在中国已经生成。立足浦东，我们几乎可以判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提出表明中西之争到了高级的、成熟的阶段,即构建关于法治理解的多元性世界观,而不只是西方法治理论一家独大。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一方面要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对中国的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还在于立基于中国法治实践反思性地创建本土的法治话语体系,这是时代向中国法律人提出的思想性任务。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在世界层面上争夺法治话语权,为法治的世界概念注入中国元素。     

缺失了“上帝”的法治在中国如何走下去——由基督教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影响引发的思考

基督教文明孕育了西方的法治理念,因为有了宗教的支持,法律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当法治成为必然的选择,在缺失了上帝的中国,树立民众的法律信仰只能在制定良好的法律中寻找出路。回归本土资源,关注传统法律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以实现传统法律在当今法治建设中创造性转化。     

浅谈自然法和政治社会

自然法传统是西方法治秩序得以形成的要素,而政治社会和法治秩序也有深层的联系。本文指出对自然法和政治社会及二者关系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反思西方的法治文明,更对我国依法治国政策的实施有借鉴意义。     

缺失了"上帝"的法治在中国如何走下去——由基督教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影响引发的思考

基督教文明孕育了西方的法治理念,因为有了宗教的支持,法律成为西方入根深蒂固的信仰。当法治成为必然的选择,在缺失了“上帝”的中国,树立民众的法律信仰只能在制定“良好”的法律中寻找出路。回归本土资源,关注传统法律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以实现传统法律在当今法治建设中“创造性转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

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     

略论中国传统诉讼审判的判决依据

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极具特色,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诉讼审判的判决依据表现出特殊的风格.其判决依据主要有依律判决、判例与类推判决及依情理和礼判决等.对此作一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传统诉讼法律文化的理解,并吸收借鉴其中的有益部分为当今法治建设所用.     

中西方法治理念的比较及启示

法治理念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并且会产生相互的作用。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同的法律理念。中西方的法律规范的不同以及法治理念的不同主要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本文通过对中西法治理念的比较可以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借鉴和启迪,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构建和谐的法治中国。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探析

由于中、西方在法律文化思想的巨大差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方现代法治理念推行。本文指出＂全盘西化＂法治理念在当代中国不可取,必须要坚持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充分利用中国本土法律资源,发挥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法律仪式和法律信仰的构建——以法袍、法槌的引进为例

西方有着传统的司法仪式以及法律信仰的文化,而这作为建设法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文章简述了西方法律信仰主义形成的渊源和意义,指出了作为其中最重要方面的司法仪式传统,并对中国引进西方的法袍、法槌制度进行了分析。中国构建法治社会,首先要构建法律信仰的文化底蕴,而构建法律信仰,关键在于对法律的尊重,这可以从构建中国的法律仪式开始。     

权利是法治之本

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包含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在形式上法治要求法律在一国内具有至高地位,大家对此并无争议。如何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中处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是法治的实质也是人们对法治的争议根源。本文分析了西方“以权利为本”和“以权力为本”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法治理论及其实践,指出“以权利为本”的法治及其实践是西方的主流,由于其具有合理性,它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民主法治秩序的建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在形式上同样要求法律的至高地位,在实质上是“以权利为本”,因此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借鉴西方法治的成功经验。     

专题论坛

<正>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中国法治话语资源中国人民大学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所韩郁文近代中国的百年耻辱让中国人陷入了文化不自信,法律文化也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应当对西方的法治进行反思,从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寻找法治资源,注重法律与民族文化的契合。树立中国法治话语权,必须要依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必须挖掘符...     

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下)——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社会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上)——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社会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

学界将西方法律、法治和宪政的传统追溯到古希腊的观点是大可质疑的,有必要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古希腊文明本身就罕有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素,其文明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甚至是与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根本对立的。古希腊城邦(国家)至上,权力不受制约;古希腊有较为充分的民主,但缺乏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件;古希腊不具备近现代法治和宪政语境里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古希腊与西方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亲缘关系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其目是证明建立的这种法治文明是西方所独有的文明,还要证明这种文明不单当下是优越的,其过去的传统也是优越的,以体现出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优越性。     

关于“法律方法与法治”的对话

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及对法治能够实现的信心 ,日前 ,本刊编辑王申与山东大学的四位法律系师生 ,对“法律方法与法治”这一课题下的六个问题 (什么是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方法在西方法学中的境遇、法律解释对法治的挑战 )进行了“网络”交流式对话 ,现把其主要内容整理出来 ,以期引起同行的共鸣或批评。这种研究方式也许少了一些孤独者独白式的沉思 ,但很可能使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在思想碰撞中得到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