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何以为奇

在中国,乔治·桑颇具名气,然而针对她的专题研究却不多见,绝大多数是介绍文字,在此,笔者仍想做点基础工作,从法国整体文学为视点,取乔治·桑鲜为人知文学轶事与生活小事,回答一个问题:乔治·桑奇在何处?首先,从名字说起。孔子大讲正名,福科也津津东道于名与物的关联,可见,名与实具有某种值得关注的映合关系。乔治·桑,原名AuroreDupin,此外还有两个prénom,Amantine,Lucile.创作伊始,用本名。1830年遇见当时红极一时的作家JulesSandeau,合作发表了RoseetBlancne,随后,借用Sandeau之首音Sand,取了笔名GeorgesSand,籍此乔治·桑发表小说…     

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背景下的“译”“介”背离——以《小说月报》对左拉的译介为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构建历程就是突破传统文学观念,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程.在这一时期中,"域外文学开始作为'现代文学'已有的典范进入中国人的关注视野"[1].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的代表,其主编茅盾则在"<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到:"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     

安娜·西格斯:--中国人民的朋友

安娜·西格斯是德国著名的女作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她的作品里,曾写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人和事.本文就安娜·西格斯与中国的文学因缘作初步的探讨.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追忆汉斯·迈耶

德国文坛元老汉斯·迈耶2001年5月19日与世长辞,终年94岁.汉斯·迈耶参与了20世纪德国文学的几乎所有重大历程,并以其独特的经历和学术研究在德国乃至欧美文学界享有盛誉.迈耶是犹太人、文学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马克思主义者、德国语言文学家、教授、作家、善于论战的辩手和乐于交谈的伙伴.他曲折而又辉煌的一生也是德国当代历史的写照.笔者谨以本文深切悼念这位世纪老人.     

编者的话

<正>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成为学界和政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收录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范佳睿和翟崑以规范为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与东盟关系从遵规到立规的变化过程,提出应推动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转变。该研究有助于实现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具体     

米尔斯基和他的《俄国文学史》

"公爵同志"米尔斯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充满突转的生活经历和坚忍不拔的文学活动构成文坛的一段传奇,甚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缩影和象征。他用英文撰写的《俄国文学史》被纳博科夫称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所谓"米尔斯基文学史"因其"折中主义"的文学史观、主客观统一的批评手法和极富个性的话语风格而独树一帜,被视为西方俄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长期被欧美高校斯拉夫系用作俄国文学史教材,其影响历久不衰。     

大众文学并未消亡

从历史的角度讲,继左拉的自然主义流派——这批作家艰难地把文学与社会学甚至伦理学相联系——之后,大众主义文学始终坚持把那些普通百姓、劳动人民、穷人和命运不济者搬上文学舞台。法国散文中的这种倾向,在各种成就的推动下,从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的三十五年——一个因政治参予而     

"9·11"以后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努力

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从"帝国"旧梦中解脱出来,从国内稳定和外交方面努力重振大国地位.在俄美关系方面,俄罗斯抓住"9.11"以后的机遇,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伙伴;但普京认识到俄美关系的基础仍然十分薄弱,远不如俄欧关系更具实质性,俄罗斯的命运在欧洲,特别是旧欧洲;另一方面与中亚诸国在反恐、反核扩散以及缉毒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同时还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进行集体安全合作.     

日本佛教题材文学的演变及当代转型

始于明治元年的"废佛毁释"运动彻底改变了日本佛教的命运,由此产生的新文化语境与思想生态对日本佛教题材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纵观近代以来约150年间的日本佛教题材文学,其中的佛教思想接受模式呈现了从信仰、怀疑、理性主义到多元宗教观的变迁,实践了与佛教地位转型相呼应的文学创作转型。而多元信仰的必然结果是人们无暇顾及自我磨砺,急功近利的宗教心理使得"他力思想"和"恶人正机"等方便法门取代了注重修行的正统佛教思想。新生代僧侣作家的登场则将传统僧侣文学和现代文学融于一体,既让人们了解到神秘的僧界,亦使佛教更多地介入了现代世俗生活,他们作品中呈现的多元宗教观亦符合当下日本民众的多元信仰形态。     

别样的风景与别样的心态--略谈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思潮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坛论争比较尖锐.如何评价苏联文学是引起广泛争论的话题之一,与此相关的还有对整个俄罗斯文学功能的定位和价值评判的问题.关于大众文学和文化的讨论也是文坛的热门话题.90年代饿国出现了纯文学边缘化,大众读物走红市场的局面,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普通民众对政治的淡漠和对功利文学原则的反叛.这种以世俗性为内涵,以消遣性为指归的文化与历来以精英文化为标识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形成鲜明对照.90年代俄国文坛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盛行、"回归文学"热的退潮、宗教热的兴起及其对文学的影响等,也是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     

谁“杀死”了爱玛?——隐藏在爱玛之死背后的政治原因

自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问世以来,关于这本书的研究及评价从未淡出文学评论界的视线,其中导致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悲惨命运的原因分析,也一直是福楼拜研究专家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不过以往的分析多集中于爱玛的生活环境、所受教育及情感生活等方面,而对小说作者本身的政治诉求、成长经历及世界观对其所塑造的主人公命运的影响研究不够。福楼拜憎恨资本主义社会,对其所宣扬的"民主"、"平等"的思想充满怀疑,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更是厌恶,在这种政治观点影响下,他笔下的主人公爱玛难逃悲惨命运,她的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中印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困境与可能性

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迅速崛起受到世界关注,但由于战略和认知差异、边界问题、巴基斯坦问题以及域外大国的干扰等因素的影响,两国关系不断下滑。印度借助自身实力的增长和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不断挑起与邻国的矛盾,特别是加大力度与中国竞争,与其他国家一起制衡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印命运共同体建设将面临巨大的困境和挑战。同时,中印在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也存在认知偏差和"单向构建"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印要构建命运共同体将十分困难。近期,边界问题仍然是双方误解和矛盾加深的"爆发点",也是中印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难点,这使得中印的博弈还会继续。但由于中印合作对双方、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巨大,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从博弈论中的"懦夫博弈"和"重复博弈"视角来看,博弈的策略会影响彼此的行为和偏好,而目前双方有避免热战的共同点,也有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未来双方构建命运共同体仍然存在可能性。中印双方应把握机遇,相互调整行为与偏好,不断增加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正能量,以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法国“原样派”对鲁迅作品的译介

"原样派"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在法国文坛上的一个左翼前卫文学团体,其成员都为当下公认的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该团体的骨干成员们信仰马克思主义,赞同毛泽东思想,推崇鲁迅,以《原样》杂志为平台,积极译介鲁迅的作品,将他视为"文学革命"的导师。然而,"原样派"对鲁迅的关注,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解读,旨在为自身的先锋文学实践确立理论依据。对中国文化的借鉴也成为了他们冲破传统文学形式束缚的有力武器。随着时代的变迁,该团体的文学主张已然转变,而法国文学界对鲁迅作品的译介也开始更多地关注作品本身的文学性。     

《人类的命运》或交流隔阂之必然

如果说孤独和交流障碍的主题贯穿马尔罗全部作品的话,它在<人类的命运>中尤其突出.人从根本上说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正交流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整个作品的悲剧主题.<人类的命运>这一题目让我们联想到帕斯卡尔,他把人类的命运看作死囚犯的命运,而马尔罗把它比作禁闭者或失语症患者的命运,从而暗示了人类注定无法沟通的悲哀.在谈到这部作品时,马尔罗在一封写给加埃唐·皮康的信中写道:"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当然不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显然是您称之为帕斯卡尔特性的东西."本文从这个思路出发,旨在对<人类的命运>中人的孤独和不可沟通性在文本中的不同表现进行分析,从这一侧面揭示出马尔罗作品的现代性之所在.     

浅论丁加奴州的伊斯兰教刑事犯罪法

伊斯兰教刑事犯罪法案是中世纪的一部伊斯兰教法律 ,其中里面的削足、砍手等酷刑使许多穆斯林不寒而栗。在 2 1世纪的今天 ,丁加奴州议会通过的这项法律不仅遭到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阵的强烈反对 ,同时反对党联盟“替阵”也表示不满。即便如此 ,丁加奴州政府执意推行此项法律 ,其中含有其背后的政治动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保守势力的抬头 ,从而不得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 ,由于此法案与联邦宪法有冲突之处 ,因此在马来西亚各种社会阶层的压力以及联邦政府的干预下 ,丁加奴州的此项法律将同 10年前的吉兰丹州的类似法律一样 ,也将面临束之高阁的命运。     

简论韩中接受博尔赫斯小说创作的情况

阿根廷小说家、诗人、评论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20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乃至世界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敢于打破现有文学的旧框框,宣称要与最普遍的现实性大众小说断绝关系,进行所谓幻想文学的文学体裁可能性的实验。这不是对经验世界或历史世界,而是对关于观念性、思想性、虚构性世界的文学讨论,对韩国和中国的文坛或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博尔赫斯才开始正式受到韩国和中国文坛的关注,在他的影响下,韩中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迷宫式叙事"和"迷宫式时间",展现出显著的变化。     

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厘清了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各自的发展轨迹,探讨了三者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并论述了它们共同关注的主题.本文认为,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与美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同步;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引发了美国女权批判作为学科的发展,并促成了美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璀璨的成就;自19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女性写作和女权批评携手共进,成为美国文化与社会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为其带来巨大的变化.     

《虚假的事实》: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

耶谢巴尔是印度现当代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描绘,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以印度独立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艺术的形象体系,以文学虚构叙述,重新建构印度的"民族自我",是后殖民语境中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小说在印巴分治、教族冲突的民族灾难反思中,提出正视现实,清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后果,革除独立政府新权贵的种种弊政,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后,建设一个进步繁荣、平等团结、理性奉献、自力更生、代表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民族自我。这个"民族自我"在小说主人公达拉与和布兰身上得到"寓言"式的体现,达拉的经历和命运是印度民族的象征性写照,她勤勉温雅、宽容仁慈、正直清廉的性格,是新的"民族自我"的人格化。小说的构思也艺术地体现了寻求"民族自我"的突出特点:在历史框架中虚构情节,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本土风习描写,坚信民族光明前程的结局。小说在表现耶谢巴尔一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同时,鲜明地体现了探讨"民族自我"的主题。     

从主题到意象--法国主题学发展简述

法国主题学大约产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精神分析学说及其方法已渐成体系.弗洛伊德从作家和艺术家那里重新找到了最远古的冲动的符号.荣格则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原型"说,即他所谓的无意识充满了原始意象,这种"原型"是一种人类的集体记忆,人们可以从童话、传说和神话里找到它们.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理论问题探讨CSSCI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海上安全稳定、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它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倡导相关各国共护海洋和平、共谋海洋安全、共促海洋繁荣、共建海洋环境与共兴海洋文化。同时它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富含中国古代先贤特别是孟子学说的哲学元素,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可以发挥"概念工具"的作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共生"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现代阐释,还是新时代"利益观"的完美表达。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出发,以"东亚历史海域"为视角进行考察,对于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