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中取长方为上

知人善任是领导用人的核心。这里，“知人”不仅要知人之长，而且要知人之短。只有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个人，才能根据一个人的个性特点，准确地使用一个人。清代思想家魏源说过：“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扬长避短，用人所长，这一点很好理解，也容易做到。而要做到短中见长，善用人短，却不那么容易。事实上，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没有绝对的长处，也没有绝对的短处，长处和短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此时表现为长处，彼时可能又表现为短处，因此，一个人…     

顾炎武与读书

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学问渊博，被后世称为“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有如此成就，与他从小勤奋好学、热爱读书是分不开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读书的重视。     

走向官民共治

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这些年来,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这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和“噪音”。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如此评价郭沫若是不公正的

《中国青年报》1999年5月18日刊登王乾荣的《读贬郭长见识》。文章说,近日读了一本名叫《反思郭沫若》的书,真长了不少见识。这书的编者说:“(书中)一些文章把郭沫若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加以考察,从而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这种悲剧在每个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千差万别。郭沫若因为经历和地位的特殊,悲剧发生在他身上就有了一种典型意义。”该书一篇文章说,在政治领域,郭沫若“成为台前木偶”;在文学上,他“退化”成“文学弄臣”。“郭氏虽为1949年以后的‘第一文人’,实际上仍是‘倡优畜之’——班头,不过是     

秋日诗语

也许是出生在秋季的缘故,对秋天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说到秋天,古人多有肃杀悲凉的感叹。吴文英在《唐多令》里写道：“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说文》中称：“愁,忧也。从心,秋声。”《广雅》：“秋,愁也。”可见“秋”本有“悲愁”之意。“愁”字上面一个“秋”,下面一颗“心”,看来,秋天让人们从心底里发愁。     

应知利之害

利之利,人人明白;利之害,未必都晓。明朝有个官员,因贪污受贿,事发后跳楼自杀。朱元璋说:“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甚于此。”利者,利益,包括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老子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爱利之心,人皆有之,自古而然。然而,爱利由贪污受贿而导致自杀身亡的地步,可谓     

优化人格

人格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普遍而又现实的问题。从古代到今天，不知有多少人为之求索。然而，时至今日对什么是人格还众说纷纭。心理学家说人格是“健康的人”，伦理学家说人格是“道德主体品格的总和”，法学家说人格是“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可见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为所有学科共同接受的、明晰的定义。     

端正荣辱意识 强化权力监督

清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在这里,“不廉”与“不耻”既相提并论,又互相联系。可以说,“不耻”是“不廉”的精神前提;“不廉”则是“不耻”的直接恶果。这种因果关系再次提     

小议“戴帽癖”

知识分子“清高”、“脱离群众”,这类帽子如今在某些人那里依然“爱不释手”,随时准备给你“加冕”。你潜心科学,他就送上“脱离群众”之帽;你不附和错误的东西,他就加以“清高”之帽;你爱提意见,就难逃“高傲”之帽。危乎哉,知识分子之头也!     

填表

女儿放学回家，递给我一张家庭状况登记表让我填写。当填到“有何种社会关系”一栏时，我犯了愁，对女儿说：“当初我和你妈从小县城到省城，无依无靠，到现在也没什么社会关系啊!”女儿想了半天说：“上次听我妈说我二舅不是在交管局工作吗？”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江苏人的“担当”传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只有短短8个字,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是出现频率最高,同时也最富正能量的成语之一。自明末清初昆山顾炎武提出这个观点,数百年来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成为他们胸怀天下、献身民族的座右铭。其实,这种担当意识在江苏历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符号,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北宋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到明末东林党人的"事事关心",再到晚清改良主义四大家,一脉相承,生生不息。范仲淹是北宋吴县(今属苏     

顾炎武自督读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是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     

“老酒鬼”开通中国第一戒酒热线

杨志在电话中让戒酒的人边喝边聊，他说：“酒不是好东西，既伤身，又丧志。喝酒的当时很舒服．让人产生兴奋和依赖。但是，借酒消愁愁更愁。这样吧，你去倒上酒，要喝兴奋，喝痛快，边喝边想，想想你醉酒后出过的事、丢过的丑，想想你的父母亲人为你留过的眼泪……”     

用人的“长短辩证法”

一般说来,每个人都有所长,亦有所短,而且长处中就附带着短处,短处中也蕴涵着长处。清代思想家魏源曾说:“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把知人长短作为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其中的“长短辩证法”值得借鉴。     

从“真知卓见”到“矛盾漩涡”——试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之演变

1 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从理论上明确指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种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疑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他又进一步作出了知识分子队伍的整体“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并且一贯主张知识分子的阶级本质是     

居官无官官之事

魏晋风度,崇尚隐逸.东晋时的大官刘惔是晋明帝的女婿,皇亲国戚,身份显赫,但他为政清静,死后人赞之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作秀,不太把做官当回事,而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人性的率真.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无官官之事”不是让你玩忽职守,掉以轻心,而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去干事.这句话类似“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是囫囵吞枣,而是把握主旨,不一味地抠词掰句;又类似“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是说交情淡,而是说交往的形式简单,更见真情.     

儒家文化与妇女发展

妇女的解放，妇女的发展，究竟和儒家文化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儒家文化作为数干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本质和历史作用是消极的，是束缚妇女解放的。因为统治儒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维护父权家长制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是服务于封建宗法制、等级制的上层建筑。它的基本精神是同妇女解放的要求相矛盾的。孔子虽然不是提倡压迫妇女的典型代表，但是，他也说过一些看不起妇女的话，这也不必“为圣者讳”。例如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篇》）这说明，他是把女子…     

永远做群众学习的榜样

以天下之胸察物明，不知是哪位先哲讲的了，但这句话讲得颇有道理。这方面的话不少智士仁人也讲过，唐代白居易就说过“以天下之心为心”。《太公六韬·文韬·六守》中也讲过：“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就是说，只有胸怀天下才能看透天下，看清天下，看明天下。     

中国月亮和外国月亮

中国古代有一则笑话说,一富家子弟去京城归来后,一言一行无不夸说京城好。一夜与亲友外出,友人说“今夜月好”。富家子弟答道:“你不知京城之月比这更好。”结果被其父愤然打了一耳光。此后,“京城月亮好”被人发展为“外国的月亮圆”,成了崇洋媚外的代名词。 笔者曾有幸去了一趟西欧,归来后感慨甚多,颇有些言必称希腊之态,友人戏谑问:“难道外国月亮也比中国圆?”鄙夷之态溢于言表。 月亮只有一个是世人皆知的,“哪一个月亮更圆”显     

“创新基层党建，迎接、学习、贯彻十七大”征文启事

“耻”一直是传统文化中传之久远、受人重视，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之一的。早在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管仲就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要领。孔子曾标举“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等等作为教导学生修身的标准。《中庸》中的“知耻近乎勇”则把“耻”提到一个较难达到的境界。因为必须有勇气才能知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并且把它作为一切悖礼犯法行为的根源。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顾炎武也曾说：“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这些流传的古训无不说明一个道理；知耻是做人的硬道理，只有知耻才能有所为荣，个体的荣辱、耻感，不只是人性的标志，还关乎民族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