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扩权强镇”改革的法学分析

我国"扩权强镇"改革以划分县、乡镇行政执法权为重点,赋予乡镇政府适当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此项改革是政策推动型改革,改革决策主体缺乏调整县与乡镇政府行政权的权力,主要权力下放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进一步推行"扩权强镇"改革,需要推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合理界定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行为边界,实现省直管县和县管市体制,推进乡镇自治。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镇管社区”的治理路径及发展趋势

随着大都市城市化进程和大型居住区建设的快速推进,大量的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导入、外来人口聚集于郊区,导致郊区常住人口短时间内快速膨胀,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这对新型城市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镇管社区"正是适应郊区快速城市化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管理创新机制。     

关于乡镇政务公开的法律思考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我国公共政策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明显区别又前后相继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政策范式。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共政策范式转变的根据 ,可以从元政策的改变、政策主体和客体的扩大、政策问题结构变化等方面寻找。展望未来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政策的性质进一步变化、党政政策职能分工进一步深化、公共政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三大趋势。     

“扩权强镇”改革的绩效研究——基于对绍兴市28个中心镇的实证调查

以浙江省绍兴市为研究对象,在回顾绍兴市扩权强镇改革历程基础上,采用"4E"方法对改革的绩效进行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等维度的评估。总体而言,这次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提高镇政府工作效率方面;但改善民生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还有待完善。在扩权强镇改革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应重视促进乡镇产业集聚,增加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改善民生;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增强乡镇政府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行政性分权向法治性分权的转变,实现权责利统一;加快乡镇职能转变,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绍兴市的扩权强镇改革具有推广意义,可供其他地区未来的改革发展作参考。     

汉晋时期镇墓陶文的历史价值解读

镇墓陶文是古代社会宗教文化和民俗习惯结合的产物,它特指东汉中后期出现的书写于陶器之上的一种仿照地上文书格式的镇墓文书。研究镇墓陶文对于研究汉晋时期的社会、巫术、宗教、民间信仰、社会风俗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镇墓陶文作为古代社会曾经盛行过的一种重要的镇墓辟邪方式,它与其他镇墓文书一样保存了当时的社会原貌,反映出一定的丧葬制度和礼仪,体现着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死观和精神追求,这些丰富的历史内涵都期待着我们去不断探寻和发现。     

统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宝山区镇管社区管理模式研究

城市社区是创造现代文明的载体和依托,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部分。宝山区位于上海近郊,是中心城区的拓展区。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扩张中,积聚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宝山区积极探索镇管社区模式,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是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新探索。     

明代北京长城的历史沿革——以蓟镇长城为例

明朝对于长城的修筑,无论从规模、数量、技术等多方面讲,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明王朝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为九边或九镇。每镇设有总兵官领辖。蓟镇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是明代长城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蓟之称镇,自嘉靖二十七年始。     

琅琊王睿出镇徐州岁月考

关于琅琊王睿出镇徐州的时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载是在晋惠帝永兴二年八月辛丑日,而南朝齐人敬胤在为《世说新语》做的注当中记载的是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六月。本文考稽以上两说,探究琅琊王睿出镇徐州的确切时间。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专业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路径研究

随着专业镇经济的迅速发展,专业镇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外依存度高、土地资源紧张、环境容量饱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低下等制约因素不断累积,而现有的传统政府管理体制已无法适应专业镇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专业镇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主要体制瓶颈。基于此,应按如下路径创新和重构专业镇政府的管理体制:构建"人本乡镇"与"和谐乡镇"是专业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制度性依托和起点;专业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是构建服务型专业镇政府;专业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路径之关键是构建法治化专业镇政府;专业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路径之内核是政府的权能重构;专业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路径之中轴则是机制再造。     

陪审团制度的合理价值与借鉴——从辛普森案到弗格森镇案的启示

陪审团制度具有在诉讼中引入社会认同价值、推进审判中心主义、保障审判权独立行使等合理价值,这些合理价值对于我国陪审制度改革存在积极的借鉴作用。我国的陪审制度改革应当在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以推进司法公正为目标,保障人民陪审员的独立性和陪审权利的落实,并适当扩大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     

镇改街道进程中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CSSCI

街道办事处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乡镇政府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二者治理能力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镇改街道办事处有着与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农村乡镇政府相似的特征,但是又有别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农村乡镇政府。文章将其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分析总结了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同时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基层社会治理对象和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善措施。     

“小马拉大车”:经济发达镇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双向调适的解释性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人口集聚多、经济规模大、城镇化水平高的经济发达镇。这些乡镇有着与中西部县区相当的人口规模、与地市相当的经济规模，但囿于乡镇的行政层级，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治理现象。对D市A镇的调研显示，为满足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镇治理呈现出“双向调适”的行为特征。“双向调适”作为经济发达镇在面对规模负荷增加而组织层级不变的冲突时发展出的一套策略组合，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上级政府对基层的充分放权和低职高配；后者表现为基层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经济发达镇得以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功能和结构上的回应性调适，从而能够应对由治理规模所造成的治理资源与治理负荷不匹配问题。双向调适展现了经济发达镇治理的力量来源，构成理解基层治理行为的一个小切口。     

城郊结合部社区治理模式:浦东的实践与反思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如何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解决城郊结合部的社区治理问题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     

经济发达镇的行政体制改革:进路与反思——以江苏省为考察对象

为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必须改革传统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推进经济发达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其中,江苏在扩大和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改革的逻辑、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扩散、改革的战略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反思和探索。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群众肯定了才值得骄傲

某镇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庆祝大会,说是今年镇政府的几项工作得到了市领导的肯定。然而,正当干部在为此喜庆,感到骄傲之时,群众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试论晋江市“小三级“工会结构的功能和特点

晋江市乡镇企业多数散布在各行政村,具有数量众多、布局分散、结构类型多样、职工构成复杂等特点。为了适应这些特点,晋江市的工会组建工作由城市伸延到农村,把市总工会的部分组织功能通过层级扩张,转移到镇工会、村工会和企业工会;形成以镇工会为主导、村工会为中心、企业工会为基础的“小三级”运行系统。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创新干部选用机制 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新沂市公推优选镇党委书记、镇长候选人的实践与思考

今年四月，新沂市采取“三推一决”的公开选拔方式，公推优选了4名镇党委书记和4名镇长候选人，激发了干部队伍的内在动力和整体活力，为镇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