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成就

认真辨析和总结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成就,不仅关系到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道路,澄清人们存在的严重误解,而且关系到认清当前史学发展的方向。本文试从通史、断代史、专史研究的成就,对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推进,整理出版大型历史文献的巨大成绩,学科建设取得的显著进展等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自我与西方文化自我的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在性善论和自我超越领域内有很大相识之处,但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强调自我压抑,西方传统文化更多的强调个性张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实现更多的表现在整个社会的实现,西方文化自我的实现更多表现在个人及部分人群利益的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际交往中的自我表现比西方文化中人际交往中的自我表现更为复杂。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

20世纪中国史学名家辈出,成就巨大,今天对其发展道路认真地反思、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应当树立动态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做出“新史学流派”的新概括,研究它如何由“思潮”发展到“流派”,研究这一群体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群体学者的共性和各自的学术个性;并进而形成20世纪史学“三大干流”（新史学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平行发展和相互影响的总体研究思路,取代以往“两大干流”的认识。其次,应进一步探究新历史考证学如何继承了乾嘉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因获得进化史观等新的理论指导而成为一门近代学术;至1949年以后,又因为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而推进到新的境界。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如实地总结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深刻反思其经历过的曲折;要开掘出“传统思想的精华如何通向唯物史观”一类的新课题;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应抓住“两种对立的学风”这一关键做观察、分析,既认真总结教条主义一度盛行的深刻教训,又恰如其分地总结正直学者发扬优良学风而取得的巨大成绩,以此坚定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用以指导史学研究的信心。     

GIS在史学的研究与应用

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GIS与大数据的建立与应用,让学者们实现了过去无法完成的研究目标。历史研究加入GIS与大数据之中,将会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近30年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民间组织的特点管窥

西方学者近30年对中国民间组织研究特点的调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反映.这集中体现在对中国民间组织和国家关系的认识上有了更客观导向的尊重.具体讲有以下几方面:在研究取向上,从偏于西方发展逻辑的主观统摄,转向注重对中国民间组织认知的客观导向;在研究内容上,从注重对中国民间组织的考察,转向兼及对自身研究理念的反省;在研究创新上,致力于对中国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互利互动关系的策略解读,意在洞察中国发展经验的微观机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

纵观中国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挽救中国民族命运、解放民众思想、发展科学实业,使得于水火之中的千千万万人民摆脱腐朽落后的一件大事,使得中国重回历史的新起点,从而进入一个新高度,走上一条致富致强致繁荣的现代化道路。为了适应中国传统的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近现代中国的湖南人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湖南人心气特别傲，胆气特别豪，才气特别高。天性喜欢出头冒尖：执政有毛泽东和胡耀邦，治国有刘少奇，打仗有彭德怀，抓经济有朱镕基，绘画有齐白石，编剧有田汉，写小说有沈从文，作曲有谭盾，研究杂交水稻有袁隆平……这些现、当代杰出人物的事迹可谓有口皆碑，家喻户晓。倘若我们飞跑的好奇心不肯就此止步，还要探头往历史的纵深处再仔细瞧一瞧，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相互关联,又有明显的区别。两者的形成过程和阶段相似,主要经验相似,面临的挑战相似,都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但二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基本含义不同、参照系不同、对世界产生影响的角度不同。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同时加强两大研究范式之间的交流,共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丰富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多元探索。     

西方政治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

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议会、政党、选举制度及法律法治的批判,为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度的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指出了方向,并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西方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意识形态化中国观博弈——评奥多·考波的近作《西方眼中的中国:走不出陈词滥调?》

西方的中国观往往在"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近十多年来西方媒体中国观的意识形态化愈演愈烈,到了北京奥运会时期爆发了空前的虚假报道丑闻。作为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奥多·考波反思西方媒体的中国观,并从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通过详实的数据材料批驳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的偏见和谬误,集结成《西方眼中的中国:走不出陈词滥调?》。作为近几年来具有再启蒙性质的严肃作品,它的学术话语模式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对等的平台上和西方知识界展开对话。     

人权中国化的研究

以人权为切入点,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受西方国家抨击的现实,运用历时与共时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西方人权发展历程的梳理,进而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要实现自由平等的发展,就要发展中国的人权理论的结论,提出中国只有将西方人权的合理内核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确定人权发展的中国模式——人权中国化,才能促进中国人权的实现。     

从自我到他者的主体间性转换——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理论走向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应该在主体同性的研究视域之内.主体间性问题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内逐步消减"我思"的优越性,承认他人存在的意义,寻找"自我与他者"之间理想的关系样态.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从自我走向他者的过程:以胡塞尔为代表的主体间性理论主要是反思主体的"唯我论"倾向;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主体间性理论关注的是主体之间话语沟通的伦理价值取向;而勒维纳斯关于他者的理论则明确了他者的绝对差异性,指出伦理关系是主体间的奠基性关系,阐释了伦理学是第一哲学的立场.     

人权中国化的研究

以人权为切入点,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受西方国家的抨击的现实,运用历时与共时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西方人权发展历程的梳理,进而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要实现自由平等的发展,就要发展中国的人权理论的结论,提出中国只有将西方人权的合理内核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确定人权发展的中国模式——人权中国化,才能促进中国人权的实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生逻辑与基本路径

时代和实践呼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诸多范式,需要从科学理论的维度、发展实践的维度、中国问题的维度以及研究主体的维度等方面正本清源、扶偏匡正。在此基础上,按照开拓研究的逻辑起点,明确研究的价值取向,判明研究的历史方位,设定研究的结构要素等内在逻辑,建构形态统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理形态、大众形态、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形态。     

刘少奇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综述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内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文化之优秀遗产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党建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性的历史贡献。研究刘少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更为广泛深入而又具体地进行,以总结历史经验而提供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缺陷与现代超越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发展为体系完备的思想学说.传统民本思想是一种具有双重价值的文化体系,既蕴含某些合理的思想元素,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汲取民本宏旨重民的道德取向,超越民本工具理性、道德理性、群体理性的利益规约,倡导现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的.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契机传入中国,在五四时期得以广泛传播与本土性演化。一方面,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条件,而且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坚强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在五四运的传播互动中,马克思主义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启新的发展历程,致力于解决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为脉络,探究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揭示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传承五四的历史记忆。     

"哲学在中国"与"中国底哲学"——试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定位

在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毕生努力中,早年的冯友兰所建构和确立的乃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是"哲学在中国",而晚年的冯友兰最终所建构和确立的却是注重人生反思与精神境界的"中国哲学的史"、是"中国底哲学".冯友兰以其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毕生努力告诉我们,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必须是、而且也只能是有着我们自己的民族特殊性的"中国底哲学".     

中国化视角下马克思主义与佛教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佛教均来自异域,在经历了中国化之后,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化方面又具有某些共性。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某种程度上提供借鉴。作为后来者,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又面临如何对待业已中国化的佛教,两者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相通之处为二者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条件。     

中国道路的国际适应性与世界影响

中国道路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国际适应性,使得中国能够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与外部世界保持较为协调、合作的关系,初步实现了中国崛起与外部世界的兼容。中国道路不仅增加了国际体系转型的稳定性,推动了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良,促进了全球治理的拓展和深化,而且扩展了两种制度相容的空间以及推进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