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试析南海问题的特点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南海问题自上世纪60年代末形成发展至今，在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和新世纪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每个时期的南海问题都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的东盟政策:误解与正解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全方位推进,加之近年来南海争端持续发酵,国外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炒作"中国正在分裂东盟"的论调。其实,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不仅一直公开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认可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领导角色,而且全力发展与东盟组织的关系,通过参加GMS合作助力东盟一体化和东盟共同体建设,高度重视东盟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的作用。中国不但没有谋求分裂东盟,反而全方位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和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了应对国外部分学者的炒作、消解部分东盟国家的疑虑、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国除了继续在各种国际场合公开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扮演领导角色外,还要加大在南海问题上全面落实"双轨策略"的力度,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筑中国—东盟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合作网络。     

论东盟的对外战略

后冷战时期，东盟的对外战略主要表现在构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力求成长为亚太地区有影响的一极和强化与区域外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等三个方面。东盟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两个根本途径是加速一体化发展和构建区域合作机制。东盟把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锁定在“大国平衡”策略上。     

东亚地区化：困惑与前程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情况,政治安全问题突出,架构竞争日益明显,东盟、中国与美国等关键行为体的东亚战略进入调整期。但是在复杂的现象背后,以和平、发展和繁荣为目标的东亚一体化基本面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东亚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地区合作前景依然乐观。根据对新地区主义理论、欧盟经验和东亚模式的分析,文章指出东亚地区化应坚持软性制度主义、不对称互动和过程主导,并提出了坚持东盟制度中心、加强大国战略协调以及推进10＋1务实合作的政策建议。     

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机制建设和具体经济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国主导,大国积极参与。无论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在“10 1”、“10 3”发展机制中,东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针对东亚的战略格局而采取灵活的平衡大国战略;中日对东盟的“身份界定”基本一致;东盟倡导的合作机制为东盟的角色提供了制度保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的主导角色符合东亚地区独特的环境,并将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国家身份变迁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迅速发展，从1992年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1994年确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1996年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四年内两国关系上了三个台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模式规定：伙伴之间的关系平等，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献。     

台湾问题中的东盟因素

在影响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中,东盟的因素不可忽视.东盟与台湾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全面提升,这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东盟国家的内部情况及其基本政策紧密相联.由于东盟的台湾政策,使得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外来因素的变数增加.但是,东盟对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也有一定的限度.     

浅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嬗变下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大国力量结构中的关键角色,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其战略的嬗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制约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由均势战略转向优势战略不仅破坏了地区力量均势,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间在安全、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中日关系的趋冷将对东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

中国外交中的诚意信号表达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地位和利益展现的重要内容。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具有政策宣示、行为信用两种基本渠道。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中,均可发现中国的和平、合作以及责任等诚意信号表达,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同特性的负面效果。在诸多影响变量中,战略匹配的不一致成为影响中国诚意可信性的重要因素。系统剖析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诚意信号问题,可以管窥中国外交的文化实践及其理论动因,也有益于思考中国在力量增长情况下的国内战略协调问题。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国内学术界有关冷战后美拉关系的研究综述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适时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拉美地区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力量,由于地缘与历史因素,它历来是美国对外政策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试验场,所以对冷战后美拉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美关系。自冷战结束后国内学界对美拉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国际格局的变化对美拉关系的影响以及冷战…     

浅析老挝税法

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日趋紧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也越来越多,认识和了解东南亚各个国家的法律已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试对老挝国家的税法作一简要分析,并与我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     

冷战后中日战略文化的碰撞与交集

中日战略文化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个方面,在冷战后时代,这尤其表现在两国的世界观、战争与和平观、战略认知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战略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对冷战后中日两国的自身定位和相互定位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引起中日双方战略文化以及国家战略的碰撞与交集,并影响正在变化中的中日关系乃至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情报界的一场新冷战

冷战结束后,西方情报机构迅速调整其战略和目标,强调信息技术的运用在情报和反情报上的价值,并借此完成情报功能和手段的转型.美国凭借其科技和信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主导情报冷战的部署和实施.冷战时代,中国一直是西方情报机构预警的对象,目前又成为西方挑起的这场新冷战的重要目标之一.可以预见,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信息和情报安全环境不容乐观,中国信息和情报系统将担负全线防守和出击的双重重任.     

新形势下中国西南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东盟关系,视东盟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大西南地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优势,是中国最靠近东南亚与南亚的区域,地缘优势得天独厚。本文对新形势下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六个方面合作的设想。     

冷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国际战略进行了三次大的调整,分别制定和实施了“超越遏制”战略、“参与和扩展”战略以及“单边主义”战略等三大国际战略。这三大国际战略的提出是美国国内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对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邓小平关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要有所作为的思想探析

邓小平关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要有所作为的思想,其视野高远超迈,内涵丰富深刻,不仅对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新世纪中国外交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一些发展中的地区大国发展对外关系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冷战后的英美"特殊关系"

冷战结束后 ,围绕英美“特殊关系”问题产生了两个主要的争论 :一是冷战后英美两国应该放弃还是继续保持“特殊关系” ?二是这种“特殊关系”在冷战后是加强了还是淡化了 ?前一个争论主要发生在英国国内 ,尤以“疑欧派”与“拥欧派”之间的对立为代表。后一个争论 ,从英美关系的现状看 ,尽管两国在双边关系及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由于两国继续保持并强化了战略伙伴关系 ,这种“特殊关系”在冷战后实际上得到了加强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性质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日美同盟的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日美同盟的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更应坚定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与我国的地缘安全利益研究

本文试从中国地缘安全战略的宏观架构角度来厘清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构筑的价值和影响。亚太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博弈对于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进展势将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地缘安全战略的收益和风险,寻求中国的战略对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