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党务工作“缘”

说起来我与党务工作是很有“缘” 的。我要说的“缘”非佛教中的结缘,而是人生中的情缘、人缘、机缘。党务工作这种缘伴随了我十几年,我也打算为这种缘奋斗一生。 1989年我从铜仁师专中文系毕业,回到贵州汞矿等待分配工作。在焦急的等待中,突然有一天接到人事部门的通知,说矿党委书记要找我谈活。我心想,分配教书还需要党委书记谈话吗?带着各种猜测,我来到了书记的办公室。书记见了我,开门见山地说:“小樊,我到干部科要找一个学生党员来党委办公室当秘书,看了几个学生的档案后,选中了你,因为你最符合我要求的条件,你愿不愿干党务工作?”按我所学专业,原本应该到学校去教书育人,由于思想上没有准备,所以心里直犯嘀咕,但当我看到书记那充满信任的目光时,我还是作     

辛辛苦苦亦快乐

我从开始干党务工作至今已有26年。像我这样始终如一地干了这么多年党务的,在我们这个千余人的企业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每当回想起从事党务工作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心头总会产生一种为党务工作奉献青春的自豪感。 如果说当年干党务工作是组织上选择了我,那么,26年后的今天,则是我主动选择了党务工作这个岗位。去年4月,单位根据上级下达的新的机构定编,对干部实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规定干部本人可依据公布的岗位和个人条件,自主选报两个志愿,然后通过群众民主测评和组织考核,综合各方面情况,再决定合适岗位。对此,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将原岗位作为首选目标。当然,也由于组织上的信任,我如愿以偿续圆党务梦。 在我刚开始干党务工作时,是党务“吃香”的年代,可当     

做改革的铺路石

我是从1960年开始从事党务工作的,算起来,至今已经有35年了。说我是名“老政工”恐怕不会有什么疑义,但这决不是在摆什么老资格,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老” 已经既不是一种资本,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恰好相反,老资格反倒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改变,需要更新。于是,转变思想观念和更新工作方式对我这样一个从事党务工作     

党务工作与党的工作是一回事吗?

中顾委委员陈野苹同志在《党建研究内参》创刊号上撰文提出:“党的工作”和“党务工作”是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两个名词的一个同义语。“党的工作”的内涵宽,“党务工作”的内涵窄。凡是党所领导的事业,如工、农、商、学、军、政、党,都属于“党的工作”,而“党务工作”是指党自身的事务工作,它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的工作”包含了“党务工作”,而“党务工作”不仅不能包含“党的工作”,更不能取代“党的工作”。究竟哪些工作是党务工作?或者说党委的哪些部门是党务工作部门?我认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工作纯粹是党务工作,党的组织部门的工作也是党务工作。宣传     

甘当“喉舌”终不悔

我在部队工作了２０多年，一直从事党务工作，先后担任连队党支部书记、营党委书记、团政治处主任等职。１９９７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我心里暗想，这回可换一个工作岗位了。先前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战友也劝我，从事党务工作既清贫又不讨好，一定要找一个有实惠的地方干。５月３日，我正式到旅顺口区港务局报到，局党委书记对我说：“海涛，我们调阅了你的档案，觉得你从事党务工作比较合适。”我说：“我想改改行，搞一下行政工作和管理工作。”党委书记又说：“搞党务工作素质要高，能力要强，从某种程度上看是高看一眼。你再想一想…     

杏林撷英 名医鲜为人知的故事

信任无价 尽管人生经历纷繁复杂，很难全部记住，但总会有几件事终生难忘。我想那是因为，这件事启迪了你、感动了你、成就了你，从而影响了你的一生。 我要说的这个难忘“故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刚从国外进修回来，踌躇满志想当一名好医生。说来也巧，就在这时遇到了一位年轻的鼻咽癌晚期患者。     

从飞行员到高级政工师

真是阴错阳差,当了15年空军飞行员的我,转业后竞和企业基层党务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企业,我先后当过政工员、基层党支部书记、公司宣传、武保、组织干事,-干就是26年,虽然没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提过一官半职,可我无怨无悔。 1976年底转业到地方,组织上分配我到企业车间负责党务工作。说实话,当时真不想干。出于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反感,人们对政工人员另眼相看。当时政工干部既无职无权,又不能评职称,都认为那是个好汉不爱干、赖汉干不了的活儿。可咱当过兵的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组织上让干就得干。记得有一回5名职工在饭店喝酒时竟动手打了环卫工人,被公安局拘留。像这样的事,以往都是不分青     

解析斯诺身份:从作家到友好人士

1941年初,准备回国的斯诺已经在中国度过了他人生最美好、最充满活力的13年青春岁月。返美前夕,他又一次拜会了他十分崇敬的宋庆龄女士。宋庆龄动情地对他说:“你会回来的。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是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斯诺深深地为宋庆龄的真挚情谊所感动。当飞机腾空起飞的那一刹那,斯诺猛地掂出了宋庆龄那番话的分量,他突然意识到:“亚洲确实是我真正的故乡,美国反而是一片茫茫。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却依然留在中国。”①确实,正如宋庆龄所预言的那样,以后斯诺曾三次访问中国。因为斯诺不仅属于美国,他更属于中…     

昨天 今天 明天——王立世创作走笔

大约是在1994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百花诗丛》，其中就有王立世和另一位作者合著的诗集《还是那颗星》。那时我就被王立世一些流淌着青春汁液的小诗所打动。一些报刊把他比为“青春的火把”，对他的诗作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我很赞同。他热爱生命和艺术、钟情自然和人生的激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山阴中学当教师时，就给我写信、寄作品，后来他考进了省城一所成人高校学中文，毕业后留在一个省直机关，再后来又被省人事厅录用为公务员。难能可贵的是在机关工作十余年，他没有弃笔，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没…     

耐得清贫也坦然

我先后在辽河油田高升采油厂党办秘书、宣传部理论干事、组织部组织干事等党务工作岗位上干了１２个年头。前不久，有人竟拍着我的肩头调侃：“哎呀，你十年政工一场空啊！”闻听此言我沉思良久。不错，我的确一直在普通的党务工作岗位上辛辛苦苦地忙碌着，既无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捞”个高官厚禄，这难道就叫“一场空”吗？我不这样认为，回顾往昔，我觉得每天过得很充实，对此我感到很欣慰。作为一名企业党办秘书，我经常围绕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管理搞调研，及时为领导正确决策提供具体、准确的信息。例如：１９９２年，我们厂根据上级…     

“大器晚成”的补缺

按照“人生实验”报告,应该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可我总时不时地感到四十而缺,尽管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美国学者W·B·彼得金写的那本《人生四十才开始》的书,但还是驱赶不走缺的感觉.到底缺点什么呢,我一时也难以理出个端底.也许这种缺和悔有关系.当生命之树画出第四十个不规则圆的时候,咣的一声,几乎是来不及刹车,我的生命列车就到了“四○”车站,是加水检修,是重新编组,还是反思,反正都需要补缺点什么、在这以前那漫长、湍急而又无声的旅途中,我曾发誓要给岁月留下点什么.可当在“四○”车站翻看人生等高线图的时候,悔却笼罩心头;不但看不到什么,几乎是连足迹都被抹平了.在那人生成果的存折上.不     

麻勇斌:我有四个“想不到“

相信多年以后,回溯过往,2006年对我而言依然是值得记忆的一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年我有四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自己的一封信会引起李军部长的高度重视。这要从2005年说起。那时我是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11月28日,单位临时通知我去参加在省军区     

天道酬勤 乐在追求

我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年届六旬．真可谓“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赶少年”啊!我属于人们常说的“老三届”,“文革”前的十几年．我们同代人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思想单纯．要求进步。当然．那时的社会政治生态也存在着“左”的倾向：但我们绝对没有现在“80后”、“90后”出现的“代沟”、“游戏成瘾”等困惑与苦闷。再到后来．我们又赶上“文革”和知青上山下乡等社会政治浪潮。今天20岁上下的年轻人．听到我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蹉跎岁月”．会有太多的不理解。     

我做班主任工作的“三板斧”

转眼间，我到这所小学做班主任工作已有三年了，所接的班都是那种属于“名声在外”的班级，而我自身也经受着一次次的考验，压力之大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对付这样的班级，我有自己的“绝招”，那就是“标尺”、“信任”、“阳光”——我惯常使用的“三板斧”。     

实践“三个代表” 做好党务工作

做好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最重要的软环境建设之一。如何做好高校党务工作,真正把“三个代表”落实到基层,就此我谈几点体会。 我从1959年起就没有离开南京大学一天,天文系毕业后从当政治辅导员至今,一直从事基层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近20年担任党委领导工作。如何做好党委书记,从南大和我个人的实践,我归纳为五点:     

《党课参考》:党务工作者的工具书

时光荏苒,《党课参考》这一案头书已陪我走过十年光景,她是我组工生涯的良师益友,更是我党务工作上的指路明灯。从粗粗翻阅此书的目录架构,到细细品读精选党课的丰富内容,再到摘抄学习其中的可鉴之举,《党课参考》不仅是我们基层党务工作者的“案头书”“口袋书”,也是我们的“工具书”“必读书”。阅读此刊多年,我感触颇深。     

公司里的“党务工作网站”

陕西黄河工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将“计算机”这一现代化办公工具充分应用到日常的党务工作中,在公司党务工作部为党群各部门、基层党支部建立了党务工作“一站四室”,即建立一个“党务工作网站”,并内设党务     

《共产党员》,我的工作指导者

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杂志是在2002年9月份。那时,我刚从工作单位跨入东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继续学习,担当了全院学生联合党支部书记。当时我入党刚刚1年时间,没有太多的党务工作经验,虽然平时院党支书记以及一些老党员为我传授了一些支部工作的方法,可是仅仅靠这些,远远不能     

记父亲给我的两封信

父亲生前写给我的信本来就不多，有的还在十年动乱中散失了，然而有两封信我却一直珍藏着。这两封信都是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身处逆境时写给我的。一封于１９７０年寄自南昌，另一封于１９７３年寄自北京。那还要从１９６６年６月说起。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对于来势...     

学好用活《北京支部生活》

我是1997年改行做党务工作的。当时的情形我记得特别清楚:从“孩子王”变成了党务干部,对支部工作不知从何下手。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老书记拿来一本《北京支部生活》对我说,这里边会告诉你支部工作怎样开展,书记怎样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