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

中国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各种学术实践,具有“公共民俗学”的属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问题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多种文化事象及问题展开基于学理的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具有公共性的学问.但在中国并不适宜在原本就有高度应用属性的民俗学之外另行建构“公共民俗学”.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只应是纯学术的,其对现实的介入、参与和社会贡献,均应基于切实的资料积累和严谨的田野调查,并在纯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根据民俗学的实践性和公共性,不妨将民俗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参与等社会性学术实践定义为中国式的“公共民俗学”,但也应对其学术有可能被行政权力“同化”的危险性保持警惕.     

中国学者论民俗之“俗”

当威廉·汤姆斯于1846年提出“Folklore”(民俗)这一术语的时候,他用以指“民众的知识”。这是一个语义有很大伸缩性的词。如果它被理解成文化积累,其范围可以宽广到对人文现象无所不包。同时,由于他当初只提到了它的范围的一部分,即神话、迷信、风俗、歌谣等,所以它的范围又可以被理解得很狭窄。这就把争论留给了后世的民俗学家们。什么是民俗之“俗”?这是民俗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历来的民俗学家自然都要做出自己折回答。例如,英国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把“俗”限定为精神文化现象内的古代遗留物,而欧洲大陆的民俗学家把农民精神的物化形态(工具制作、建筑等)也纳入“俗”。当代欧美民俗学家或把“俗”界定为民间文化,或认为“俗”仅限于民间文学,并就此展开过热烈的争论。     

《关雎》祭神论——与贵州田野资料的比照研究

文章是对《关雎》诗旨解说的另外一种探讨,这种探讨并不是要否定其他,而是一种尝试。在从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民族民俗学资料相互印证的基础上,通过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与贵州田野资料作比照考察,认为《诗经.关雎》是在祭祀女神的仪式上演唱的,是对女始祖的崇拜,但同时它也是一首民间情歌,以民间情歌的形式传唱。     

禁忌民俗发生论

禁忌民俗是信仰民俗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流传极其久远和广泛。然而,关于禁忌民俗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本应解决的课题,我国学者很少有人论及。近几年出版的几部禁忌民俗专著,在涉及禁忌的起源时,只是全盘挪用国外学者的意见;目前民俗学方面的教材如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和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它们对此问题则采取回避的态度。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禁忌民俗的剖析,对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得到同仁的教正。一关于禁忌民俗的起因,国外学者主要有     

试论盘瓠神话的美学价值

盘瓠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产物,它广泛流传于东南亚地区。我国南方的有关兄弟民族,诸如瑶族、畲族和部分苗族等,民间也蕴藏着不少的盘瓠神话资料。汉文献对盘瓠神话也不乏记载,丰富的盘瓠神话传说资料,它在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和神话学等学科领域,都颇有研究的意义。本文仅就盘瓠神话的美学价值进行初探,试作论述。     

三岩藏人族源探研

三岩在我国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建筑学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族源研究是学界当前亟待厘清的一个议题。文章利用考古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材料,以及历史文献资料"三重证据法"研析三岩藏人的族源问题。研究揭示,三岩族属系南下羌人、当地土著,以及其他族群交往、融合的结果。     

论中国民俗学新世纪的学科发展

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历坎坷 ,为新世纪学科的继续发展既奠定了基础和走向 ,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 1世纪的民俗学发展将重点着力于七个方面 :建构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品格 ;进行学科基础理论的开放性探讨与拓展 ;区域民俗研究进一步深化 ,民俗学流派日渐形成 ;分支学科与应用民俗学快速发展 ;微观的社区民俗志成为今后民俗志的主流 ,基层民俗学工作者将大有可为 ;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相互渗透仍将持续 ;民俗学学位点建设将稳步发展。     

红河州哈尼学学会成立

哈尼族是一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历史悠久的民族,红河州是哈尼族的主要聚居区。哈尼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这些文化财富进行科学的研究,是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哈尼族地区蕴藏的各种形态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文艺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哈尼族的研究曾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了进一步推进研究工作的开展,经中共红河州委宣传部批准,红河州哈尼学学会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个旧成立。从事哈尼学研究的各方面的同志六十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白佐光、中共红河州委书记高祖兴等省、州党政领导同志,以及     

论《山海经》的神话性质——兼与罗永麟教授商榷

《山海经》是一部以神话为主流,而包罗宏富的多学科的书。它除保存有大量的神话资料而外,还涉及到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诸如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卫生学等等,被称为古代人们的生活日用百科全书。何以有此现象,只能从神话本身的性质去探讨并解答。     

陈姓的祖脉和源流

陈姓的祖脉和源流沈丘，陈德超我是一个民俗学爱好者。自去年首届龙都节欣闻淮阳成立“陈氏宗亲研究会”后，就着手将自己保存、搜集到的有关陈姓的资料整理出来，以求方家指教。一、陈姓的先祖和起源陈姓的先祖是虞舜帝。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是轩辕黄帝九世孙，家...     

英美学者论民俗之“俗”——对世界民俗学的理论反思之一

尽管世界民俗学已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可是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格局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甚至“什么是民俗”这样的基本问题,民俗学家们也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整个民俗学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每当社会处于变革之中的时候,人们自然会特别关注民俗。民俗学能在本世纪初移植进中国并落地生根,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变革之际。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整个社会对民俗的关心使学界响起了加强民俗学理论建设的呼声。既然世界上并没有现存的理论可以借用,那就让我们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既然我们现在来谈“民俗”还缺乏共识,那就让我们从民俗之“俗”开始讨论。鉴于英美学者的观点在世界民俗学     

双重视角下的歌谣学研究--北大《歌谣周刊》对中国歌谣学研究的贡献

北大《歌谣周刊》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和民俗学刊物 ,还是中国最早的和惟一的专门的歌谣研究刊物。它使中国的歌谣学研究初具形态与规模 ,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中国歌谣研究的中心。在民间文学和歌谣学因长期走文学化的道路而陷于困境的今天 ,该刊物从民俗学和文学的双重视角研究歌谣便具有更深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巴”名称的语源研究述评

巴既是古国名,也是古族名,既是古行政区划名,又是古地名。巴是怎么得名的,它的语源是什么?古往今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主要缘于看问题的角度与着眼点不同。有从语言文字角度入手的,有从民族学与民俗学入手的,有从对神话与传说分析入手的,有从图腾与徽记诠解入手的,还有学者从族源角度入手分析后认为,巴原本是一个多部族的通称。各种说法与诠解,似乎都是揣测的成分居多。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得不去揣测和探索,不能因为揣测的成分多了,就停止探索的脚步。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考古材料和新发现。     

寻根小说中的民俗记忆与守望

寻根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思潮中有大量民间习俗的潜伏。本文以扎西达娃、余华,苏童等典型性文本为例,来铺展寻根小说中的民俗特色,揭开寻根小说的信仰习俗、巫傩习俗,鬼异文化等民俗学植被,肯定其在物质化时代对精神厚度和人文底色的守望。     

对秦巴民间口头文化现象的理性思考

民间文化包罗万象,包括民俗学、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建筑、民间美术、民间文化摄影、民间文化摄像、影视民俗学等,可以概括为文献、口头、实物文化三种,或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三个方面。在民间文化的诸多形式中,秦巴地区以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口碑文化最具代表性。     

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民俗学意义

从民俗学和通俗小说的俗的同源性、表现对象的共通性以及民俗类型性特征等角度研究现代通俗小说,可以看出,通俗小说与民俗学之间互相包涵、互相观照,存在广阔而共同的理论空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具有非常丰富的民俗学意义。     

大道无形——中国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在行动

一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个名词虽然对中国人来说 有些生涩,但对这种文化遗产本身却并不生疏。中 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也是一个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的“超级大国”。 近代以来,随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 西学东渐,中国学人选择了“民间文化”遗产及 其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来表达所谓口头     

云南哈尼族山寨的文化地理学研究

我有幸作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李子贤教授与(日本)丽泽大学东南亚研究会欠端实教授共同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参加了先后四次总计50余日的云南哈尼族调查。我分担的课题是哈尼族今日习俗之文化地理考察,在此略述一端。 具体调查对象是散居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元阳县境内的哈尼族山寨。 一九七六年以前,我无法得到上述地区的地理资料、地势图以及参考文献之类的考察资料,只能依据中国学者了解到的神话、民族学资料文献和实地调查记录、摄影胶片等进行研究。在下面的论述中,A代表西双版纳地区,B代表墨江、红河地区。本文只是以调查记录为依据的概括论述,有关民族的空间认识、农业空间的选择掌握及对民居的民俗学解释等将留待日后论述。     

民俗书写的权力与权力实践

长期以来,民俗学者一直在从事单向度的民俗书写,忽视了当地人参与民俗书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对此等状况缺乏应有的反思。正规的学科训练和所拥有的理论素养,给予了民俗学者的话语霸权和独白式书写的合法性,而民间和上层两种知识体系的二元对立,成为书写权力结构构筑的基础。民俗之“民”既是俗的主体,也应该是民俗书写的主体。书写权力回归民间,搭建民主、平等、公正的民俗书写平台,出产交流的、对话的、共享的民俗志,是推动民俗学学科步入新时代的革命性举措。     

“首届东亚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论坛:当下东亚各国民俗文化传承的现状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民俗文化对于国家文化建设、民族认同、个人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生活世界"的民俗本身就是人类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展现形式之一,而传承则是民俗文化赖以存续的基础,是文化再生产的动力。在民俗学研究中,传承一直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与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各地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