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再认识

本文指出公司的社会责任从应然角度看只是理性公司的固有属性之一，从实然角度看则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能力和相应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     

社会契约与国家理性

国家理性也即国家的正当理性,它涉及国家的建构、国家的目标以及国家的保存等诸多重大政治、法律问题,而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理论,正是围绕为何要有国家、国家如何正当等方面予以解答的学说。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国家的存在符合人们的本性,国家的产生源于人们的理性选择,人们造就的国家体现了公共的集体人格。有关国家理性的内容,社会契约理论从国家的正当性、国家的道德性、国家的公道性、国家的中立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使社会契约论规制下的国家品性得以维持,提倡公民德性和加强公民美德的培养,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     

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理性思考

一、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分析 （一）农民工法律援助相关规定的不足 虽然《宪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法律援助条例》都有对法律援助的规定，并确立了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范围及条件．但是还存在下述问题：     

一场毫无人性 理性的司法权力表演——析郝金安冤狱十年

2007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的长篇报道，揭露河南舞阳农民郝金安以抢劫杀人罪被判死缓，直到警方锁定真凶后，他才冤情大白，但却已在狱中度过了近十年的大冤案。     

文化理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

一、关于文化和文化理性文化的概念从文化社会的意义上讲,凡是带有人和社会痕迹的事物,都属于文化范畴。马克思·韦伯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西方文化的样板,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化就是理性化,把社会的进步看成为理性化过程,认为理性化就是文明自身的本质性进步。中国文化理性的起点是孔子的人学思想。孔子那种不问鬼神、入世务实的人生态度,以发展人自身为目标,规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贵和——和谐。“天人合一、亲民爱物”是宝贵的文化理性传统。2006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在《…     

社会理性人：知识产权理性文化的主体要求

知识产权的理性文化=制度理性＋观念理性。构建知识产权理性文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理性。人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决定着人的双重理性。即自然理性和社会理性。人的双重理性决定了人的复杂性和可塑性，也决定了人在塑造知识产权理性文化中的能动性。     

“停产保安全”是典型的懒政

参加“2007年安全生产万里行”河北段活动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多次强调，重要活动期间停产不符合经济规律，不能总用矿山停产保平安。（2007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法律理性与法律的技术化

现代法律制度的每一个建构性要素及其运作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表现出很强的技术性特征,这使得法律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技术。法律技术铸成了法律的确定性,使法律规范系统化;它划定了行为合法与不法的界限,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更有预期。可以说,技术化是法律理性在形式方面最重要的表现,而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理性必然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作为法律价值的载体和法律目的的支持系统,法律技术本身也是法治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法律的技术性特征及其意义应当受到重视,法律技术的功能也有待于我们加以深入地研究。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法治社会

《周礼》云：“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提出“和谐制度”……显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远古还是现代，构建一个富足祥和，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梦想。     

实用主义的理性思维——评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

罗斯科·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篇幅简练而又逻辑严密,清晰的论述了庞德对于什么是法律,法律的价值以及法律的任务这些在法理学中最基本而有最有争议的问题的思考。本文从该著作主要内容出发评析了庞德的主要观点及其在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现实意义。     

信访社会工作：社会理性秩序的助推器

社会转型与“信访洪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不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当一个以计划经济和全能政府为特征的国家被市场主义和现代化敲开了大门，“转型”变成为了最热门的时代话语。中国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涌进了财富、激情和未曾有过的活力；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并没有逃脱社会转型带来的局部秩序失范。在新旧交替和变与不变的转换中，社会问题也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地出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差别拉大、干群关系紧张、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等等。     

社会焦点是改革的切入口

陶文昭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改革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回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要实事求是。     

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

林学飞在《学习时报》撰文说,社会管理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创新,都应该坚持法治原则,     

宽容失败就是最好的鼓励

为鼓励科技人员大胆探索，今天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科技进步法修订草案，确立了宽容失败的制度。草案规定，对于探索性强、失败风险高的科研项目，原始记录证明承担项目的科技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的，不影响该项目结题。（2007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编者按]     

“民意立法”时代,激情与理性如何平衡

近年来,随着<物权法>、<劳动合同法>、<食品安全法>、<社会保险法>等重要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全民意见,"立法民主"已成为公共话题和学界显学.再往前追溯,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已经在中国立法进程中烙下日趋鲜明的民意痕迹、显出日益强大的民意力量:2003年春天至初夏,公众对孙志刚事件的口诛笔伐,直接促成国务院废止了有侵犯人权之嫌的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4年5月<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后,有关事故责任认定的条款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质疑和批评,推动北京等地通过征求市民意见、召开立法听证会等手段,出台了更具民意基础的地方交通法规;再晚些时候,一些城市试图制定限制乞讨的地方法规的立法计划,由于民间声音的强烈反弹而纷纷搁浅……     

还权于民是最大的改革

据《中国青年报》载：成都城乡统筹试水工作被当地官员称为“千头万绪”。在7年改革探索中，成都提供了哪些经验？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如何进一步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攻坚”？成都市副市长孙平是这样对农民阐释改革的概念的：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土地，你可以找我拼命”!     

有限理性合作观:破解人类合作之谜

传统合作行为研究以生物学的进化论和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推演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纳什均衡等结论,描绘了一幅暗淡的人类合作画面,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关于个体选择、社会选择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则成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然而,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被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或合作的或社会的困境,亦被称为人类合作之谜。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有限理性观及近年来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关于社会启发式的研究,为摆脱此种困境提供了启示。基于这些研究,我们提出了有限理性合作观,以还原人类合作行为的真实画面,破解人类合作之谜。     

见义勇为才是社会的“保护神”

庄河市徐岭镇吕屯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去年夏天，同村村民刘晓东等三人见义勇为，跳河救出4名溺水者，累得整个人都虚脱了。没想到几名溺水者被救后，不但没来村里找找恩人，当面道声谢，反而回到河边大肆拜祭“河神”。这一切让看在眼里的3位救人者心里拔凉拔凉的。（1月13日《大连晚报》）     

“社会法庭”须理性回归人民法庭

自2009年9月份以来,河南省高院连续下发《关于开展社会法庭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社会法庭建设标准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开展社会法庭达标验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各地法院在辖区乡镇建立“社会法庭”,强化社会调解职能,减少民间纠纷的诉讼率。河南省高院提出的“社会法庭”建设目标是,各县（市、区）要在2010年8月底前达到每个乡（镇）建设一个标准化“社会法庭”。     

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

理性是法理学的永恒主题。现代法理学的理性话语经历了从“理性法”向“法律理性”的转向,这实际上是法理学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体现为“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体现”、“法律是行为的正当理由”、“法律是实践性信息”等命题。同时,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也具有客观性,其客观性基础在于实践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