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同时也存有巨大的社会风险。它或是“技术—经济”决策导致的风险,也可能是法律保护的科技文明本身带来的风险,这一社会风险具有共生性、时代性、全球性的特点。同时,智能革命对当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秩序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民事主体法、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人格权法、交通法、劳动法等诸多方面与现有法律制度形成冲突,凸显法律制度产品供给的缺陷。对于人工智能引发的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有必要采取风险措施,即预防性行为和因应性制度。面向未来时代的调整规范构成,应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规制为主题,形成制度性、法治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包括以安全为核心的法律价值目标、以伦理为先导的社会规范调控体系和以技术、法律为主导的风险控制机制。借鉴国外经验,立足本土需要,当前应尽快出台 “国家发展战略”,及时制定“机器人伦理章程”,适时进行机器人专门立法。     

公益法律服务群体与社会公众互动网络分析

公益法律服务群体通过公共法律服务的公共领域,拓展了公众参与的空间。在相对于国家领域、市场领域、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中,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公共特性使其与媒体、公众形成了信赖服务的亲密关系,又因其专业性的突显与社会公众形成角色身份冲突关系,进而构建起平等互惠的合作模式。     

公益性社区法律服务制度之创建

社区服务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社区法律服务也必将进入一个快速建设和发展时期。现行的社区法律服务体制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对社区法律服务需要进行不断的完善,本文试通过创建一种新型的法律服务制度——公益性社区法律服务制度,来推动社区法律服务的发展与完善。     

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特征与功能

一、我国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结构我国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包括五类:政府法律援助律师、民间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兼做公益法律的专家学者、独立公益诉讼人、兼做公益的商业律师。根据参与主体与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疏近,进一步可归纳为3大     

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法律制度安排

技术创新生态化有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 ,是技术创新的方向。本文在论述技术创新生态化概念的基础上 ,提出并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保障和促进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四种法律制度安排即政府推动制度、市场拉动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国际合作制度。     

我国公益创投的本土化定位及法律实现

公益创投是投资者通过金融工具为公益创投接受投资者提供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支持,以促进其实现可持续独立发展,进而达到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给付行为。我国当下的公益创投主要是以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制运作方式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本土化进程中,存在公益创投概念不清、政策先行、立法滞后且碎片化等理论问题,以及公益创投与政府购买等同、责任与风险分配不明、内在退出机制缺乏等实务偏差。澄清理论误区和消解实践偏差,应从立法基础和法律适用两个维度建立起正确的适合我国实际的公益创投的法律表达。具言之,应为公益创投设定社会法的立法基础,通过追寻管制与自治融合的价值选择,构建公益创投中的责任与风险共同体,加速公益创投主体的多元化进程,完善公益创投的内在退出机制,促使公益创投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法制化。     

消费公益诉讼的法律构造

一、问题的提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于2013年4月28日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同时公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指出,为了发挥消费者协会的作用,该草案增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构想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开启了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据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但由于我国法律对公益诉讼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目前尚未出台相应的配套司法解释,导致实践中存在诸多不好操作、不便操作的问题。因此,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具新     

高举社会责任旗帜 推动公益法律服务 全国律协成立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和公益法律服务与社会责任委员会

9月14日,全国律协在京召开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公益法律服务与社会责任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由全国律协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与社会责任委员会副主任佟丽华主持,全国律协会长王俊峰,副会长、公益法律服务与社会责任委员会主任朱征夫出席会议。全国律协秘书长周院生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院生秘书长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律师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主力军,在公益法律服务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     

关于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制度设计

随着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建设的深人推进和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政府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思维及法律方式来解决公共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在处理重大复杂疑难社会问题、政府重大工程决策、突发公共事件时，开始借助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力量来化解、减少政府管理中日益突出的法律风险。     

忠于委托 服务国家——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律师在本质上是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手段和工具。中国律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帮助最广大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     

社会规则理论与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

哈特的社会规则理论直接应对的是如何解释法律约束或法律义务的来源问题。他虽然在聚合行为和批判反思态度的基础上界定法律的约束力,但《法律的概念》实际上并没有阐明其中的内在机理。哈特的理论与约翰·塞尔有关制度事实理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在塞尔的理论中,制度事实因集体意向性、功能归属和构成性规则而产生,无论其原始材料为何。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制度事实及其逻辑结构本身就已经证明相关权力的存在。借助这一思路,法律也可以被视为制度事实,这种制度事实的原始材料是各种言行行为,而哈特的承认规则相当于构成性规则。如此一来,套用塞尔的理论,社会规则理论对法律的约束力解释力便可获得深化和加强。     

实现民富国强的制度安排

竹立家在《人民论坛》说。如何实现民富与国强的和谐发展？我们必须从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的高度，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党执政地位的高度进行思考。     

哥斯达黎加的生态有偿服务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政府对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的重视,生态补偿也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介绍哥斯达黎加的生态有偿服务法律制度,为我国的生态补偿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律师公益法律服务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

2005年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成立．后改名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至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建立了公益法律服务的专门委员会．领导律师行业自发开展公益法律服务。     

法律体系形成背景下能动司法的新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律的正确有效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力量,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司法发展的历程,对于如何实施法律,一直存在着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两种迥然相异的观点。在我国,经过近年来的热烈讨论与深入实践,坚持能动司法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的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必须深化能动司法的     

制度安排视野下的风险投资——一种法经济学的范式

现代法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制度安排的视野,更深邃地释读了风险投资的内在机理。根据制度安排与经济变迁理论,风险投资与制度安排存在着契合。风险投资的制度安排为VC—E制度安排,分为风险资本组织机制、风险资本运作机制和风险资本回收机制。     

人民调解制度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法律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民主法律制度，在有效解决社会纠纷，实现基层民主自治。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中国现有人民调解组织90多万个，人民调解员800多万人，遍布城乡各个角落，每年调解民间纠纷600多万件，相当于同期全国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受理数的2倍左右。人民调解已与司法审判和仲裁制度形成解决社会纠纷的三足鼎立，成为民众解决纠纷的主要选择和方式之一。     

政府向谁购买服务: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模式和实践受制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的政府购买服务能够展示出来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为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因素?政府决定跟什么样的私人或社会组织合作,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来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的或新有的模式。传统上认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主导。论文以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具体案例,研究发现:第一,虽然政府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事业单位承接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非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有相当比例是由政府和事业单位成立的;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表现明显。第二,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它们参与体现了竞争性的发展模式,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甚至比更具官方色彩的其他组织在获得政府项目上更具显著优势。论文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带来了混合性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既延续了传统的大政府模式,也带来新的竞争性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