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

论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徐向华在当今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昂首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使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走出历史性怪圈，必须在明确统一立法并不等同于集中立法、多元主体利益须由多位阶法律规则调整的前提下，以权力制约为价值，在宪法基石上...     

浅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呈现出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趋势,地方获得了更多经济和行政权力,推动了地方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但是,在这种权力分配格局下,也存在着诸如地方权力过度膨胀,权力配置不合理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包括保障中央的宏观调控地位,树立中央的权威;推动有效的地方分级管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制化、制度化。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配置欠缺及其法治完善

本文在阐明现阶段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欠缺的基础上,积极探究域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配置的经验,并时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进行法治化思考,以期有助于法治化实践.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完善

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在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凸现各自独特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变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许多现实问题的出现,表明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本文试对现状加以分析,提出了从内在层面进行权力划分,从外部层面加强法规的构建作用及建立协调机制,以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     

权力配置的立法及司法制度

一、权力与权利的涵义以及相互关系关于何为权力历史上有不同的见解,在各个历史时期占主流的观点有三个。一种观点认为权力就是相互联系的资源或者能量。罗素在《权力论》中写道:“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也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基本理论探究——以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为起点

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的行使也不可避免,但在地方权力行使的同时我们对这种权力的属性却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很难理清,进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就具有某种盲目性。在我国,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一样都是在统治权力的权属与权能分离过程中治理权力行使的体现,只是两者的分工不同而已。为了使人民更好地行使统治权力,必须合理地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这种权力配置在静态上要求职权法定;同时,由于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这种权力配置还要求动态的权能配置的法治化和权力行使的正当化。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就是通过静态的权限划分和动态的权能配置实现权力行使所指向的特定目的,而不至于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     

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的宪政解读

地方立法权来源于中央立法权,由中央"授予",是对立法权的一种误读.立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一个分子.具有了权力的一切特征和属性,但是其本身并不是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最高存在.当然也并不能够等同于主权,更不能与制宪权相混同,三者之问有本质上的分野.主权不能分,制宪权也不能分,而立法权是可以分的.     

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规范基准研究——基于经济法理念的思考

目次一、政府经济权力及其经济法规范二、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中的民众和市场角色三、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民众公益规范基准四、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市场机制规范基准五、结语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关涉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以及国家稳定的大局。而彻底廓清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的配置关系,则是解开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戈尔迪之结     

浅析我国地方立法和中央立法之抵触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精细,我国地方立法活动日益频繁。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10月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随着法律、法规数量的日趋庞大,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之间的冲突也日益频繁,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的冲突及协调成为不能忽视的问题。     

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阐述

本文以单一制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前提下,论述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通过对单一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出三种单一制国家较为典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模式;同时根据当今世界各国大部分国家都具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双重特点,特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对主义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各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必然趋势奠定理论基础.     

行政立法的权力配置及其边际确认

当前行政立法存在着越权、重复立法,地方权限分散,法规与规章之间不和谐,边际不清晰等问题,本文从分析我国行政立法权及其历史沿革出发,根据我国《立法法》分析行政立法权限划分的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拟使行政立法权得到最优配置。     

论中央对地方立法的监督

有效地立法监督是保证法制统一的重要手段。论述宪法、组织法、立法法对立法监督制度的规定。主张完善我国中央对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应当实现从主动审查到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并存、以被动审查为主的转变，并在被动审查中采用审判程序或听证程序。     

地方金融监管的中央立法维度观察

<正>自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后,地方政府承担部分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处置职能的格局被逐步确立,全国半数左右的省份已经或者正在推动出台各自的地方金融监管立法。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采用了国务院指导性文件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相结合的推进方式。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包括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形式,广泛分布在除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立法历经十余年探索,逐步完善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项程序制度,为中央立法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立法经验。国务院现已启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立法工作,条例作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应当吸收地方共性规定与成熟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等外部机制,适度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关系;条例作为中央层面立法,构建程序制度应当使之具有可操作性,避免条例出台后地方仍需大量重复立法细化规则。     

论中国中央与地方府际权力关系的重构

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国家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论述了中国中央与地方府际权力关系的重构的若干原则、良性互动机制以及法制保障的问题。提出了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八项原则: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集权与分权相平衡原则、公民权利决定公共权力原则、地方自治原则、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协调原则、行政区域与司法区域相分离原则、公共权力成本最小原则、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原则。并提出了构建中央与地方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若干途径。     

地方补充性立法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配置

新修改的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首次明确肯定了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国家立法机关对待行政处罚领域地方补充性立法态度的正式转变。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这一规定,在规范层面完善了行政处罚领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结构;在功能层面扩大了地方立法权限,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认真对待地方补充性立法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这一困境在诸多现实情形中有着鲜明体现,需要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领域说”“事项说”“行为说”试图廓清“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范含义,进而纾解这一困境,但由于它们都持有形式化的标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明确地方立法权限的作用,实际效果有限。明确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权力边界,应当构建一种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相统一的合法性判断标准。     

地方权力机关发挥立法主导作用的思考

地方立法权是宪法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好地发挥立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立法解决机制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已经成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现存解决机制中无论是就抽象权限还是具体权限的争议解决都存在诸多缺陷。按照法治化的思路,对立法解决机制的完善应该依循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地方对中央的相对自主以及两者在利益交涉上的平衡的路径加以实现,以突出立法解决机制重在争议预防的策略。     

对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思考

对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思考李亚虹一、背景中央和地方立法关系的变化，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在此背景之下，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及权力结构一部分的立法机构，其行为模式也开始改变，开始注意市场及社会经济本身的规律，配合...     

中国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

<正> 建立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的国家,是中国人民长期致力达到的目标之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法律规范,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作在后来被忽视,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被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立法工作重新焕发出生机。1982年12月4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中国现行宪法。这部宪法对法制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出要“发展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