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肇庆宾兴组织职能的转变

晚清,肇庆城的宾兴组织有宾兴馆和宾兴局,它们出现于咸同时期,主要的职能是资助参加科举考试士子.民国时期,肇庆城的宾兴组织在特殊的背景下成为城市的主要管理者,实现了职能的一次转变.战乱平复后,肇庆的宾兴组织退出城市管理的前台,回归到文化、教育等方面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晚清领事保护的发展及其局限

对于领事保护的推动,就融合有政治与人权双重因素。当然,这一双重因素的影响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不同的。尽管世界最早的领事保护实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城邦时期,而中国最早的领事保护实践却只能追溯至晚清时期。当时的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逐步转变对华侨的"叛民"、"罪民"和"弃民"等观念,从而展开了"立约保护"、"领事机关的调查与交涉"等形式(甚至还包括军舰巡航等军事方式)的领事保护。晚清政府领事保护的发展是与其华侨观念及政策的转变密切相关的。清政府华侨政策和领事保护的变化,根本上还是以巩固和发展清朝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政治因素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也就是"家国一体"型国家的局限性所在。     

文学观念的众声喧哗——晚清民国时期中古文学研究现象之一

晚清民国时期,中西文化激荡交融,学者们对中古文学进行了各自不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承继华夏文化传统的学术阐释和更化西方近世文学艺术观念的理论阐释以及融通二者之学三大类型。正是这不定于一的三大类型的众声喧哗,推动了中古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文学理论的进步。     

奕訢与晚清的对外开放

清朝前期为维护封建统治,在对外关系中长期实行闭关政策,致使晚清近代化进程举步维艰,同西方国家差距逐渐拉大。为应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为挽大清于即倒,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帝的奕訢在他实际掌管朝政期间,办洋务、办教育;派使团出国考察;引入自然科学课程;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拓宽大机器生产领域;在被动中迈出了对外开放的艰难步履,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晚清西方古典史学的译介与反响

晚清中外文化交汇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版的历史期刊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古典史学的内容。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一批史学家及其著作被介绍过来,对宋恕、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教士将古典史学译介过来,是为了证明西方也有可以和中国相媲美的历史和文化,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探讨古典史学译介的原因和内容,是认识中外史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晚清湖南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

晚清湖南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对湖南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主要包括政治组织的兴盛、经济组织的转型、文化教育组织的变迁和秘密社会组织的消长以及民俗组织的出现。     

晚清军工战略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人文思潮

晚清军工战略所启动的不仅是近代中国的军事变革,也不单是经济、政治变革,更是一种文化、观念上的深层次演进。在军工战略的指导下,通过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促使近代中国人才的现代转型,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风气面貌,并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础与智力支持。在晚清军工战略的推动下,各种资本主义现代思潮的兴起则更新了近代中国的人文知识结构,丰富了现代人文思想内涵,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意识的转型。     

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与晚清今文经学的新契机

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融汇中西,综摄古今,形成了博大的理论体系,他以今文经学为根基吸纳西学而改造传统经学,实现为变法造势之政治目的,此创新之举堪为晚清今文经学发展的新契机。本文选取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为切入点,以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趋势为背景语境,以期探讨与反思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与晚清今文经学发展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     

近代西方传教活动与晚清乡土社会秩序的裂变

19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的广泛渗透,宗法一体化的晚清乡土社会秩序开始从礼俗信仰系统、经济权威系统、社会管理系统三个剖面发生不同程度的破裂和变动。这种状况,从深层上看,乃是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中西方两个世界多重碰撞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在晚清乡土社会的一个深长投影。解析这一投影,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近代西方传教活动的历史性状及其之所以造成晚清乡土社会秩序裂变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审视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问题。     

读者意识的转型与晚清小说反讽意识的弱化

反讽叙事讲究叙述结构的内外矛盾、悖逆并举 ,作者干预的含蓄巧妙、佯装无知 ,和叙述语话的复杂多变多产、多声和鸣 ,其“表里不一”的叙事技巧期待“聪明的读者”发现文本深层的真实意义 ,因此小说创作主体的读者意识是反讽叙事的主体性根源之一。近代中国小说读者意识的转型 ,影响到小说的叙事策略 ,使晚清小说呈现出叙述声音直露、叙事结构平面化、叙述话语单一的特征 ,是其反讽意识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现小说:梁启超与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赋予

长久以来,中国古典小说处末技地位,中国近代小说的质变仍要待到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产生以及小说界革命发生后才得以实现.晚清小说的变化虽是各种因素交互着力的结果,但枢纽人物梁启超的出现、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被赋予确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梁启超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并非有意重构文学格局,而是发现了启蒙大众的有效工具.自此启蒙之志渗透至小说,中国文学的历史也开始逐渐谱写以小说为中心文体的写作体系.     

再论“五四”白话文运动何以成功——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比较

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在人事关系、办刊经验、舆论造势、理论建构上均有密切的联系,但晚清的这一运动在民初趋于消沉。在百年之后以比较的视角回望五四,会发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在改革路径、逻辑思路、革命态度、政治时势背景诸方面不同于晚清。这些独特性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得以成功的保证。学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研究思路很好地发掘了五四对晚清的继承性,却又忽视了其独特性。     

晚清邮政近代化与中央机关的调适——从总理衙门到邮传部

驿站制度到晚清流弊丛生,逐渐衰落以致被裁撤。鸦片战争后,“客邮”兴起,海关代办邮政,邮政国家化的变局迫使清政府逐步调整中央管理机构。先由总理衙门兼理,再到外务部代管,最后到专办机构邮传部的建立。邮传部设立是晚清邮政近代化、专门化的最大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晚清邮政的发展,是晚清中央机关近代化的大胆尝试。     

吏治与晚清台湾的自强新政

吏治为民心所系,是治乱之根本。在晚清倡导自强新政者的心目中,洋务与内政完全是一体的,曾国藩甚至认为“修政事求贤才较洋务更为根本”。本文拟就阐述晚清台湾吏治败坏的实际情况及其原因,分析清廷对台湾吏治整饬的措施及其不足,以探讨吏治问题对自强新政运动的影响。     

当晚清碰到晚明——辛亥背后的难题与机遇

尽管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中国的民族认同诉求问题却是辛亥革命要解决的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辛亥革命之反帝反封建并不彻底,令人深思的是,其最大的成功却在于对明清易代的遗留问题做出了完满的解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多民族共和的国家体制构建问题,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这是晚清对晚明作出的跨越时空的回应,是辛亥革命民族认同诉求的巧妙转轨。     

迎拒与选择：晚清西方史著在华译介与反响——兼论当下通俗历史读物的撰写

史学属于历史范畴,是社会存在的折射和反映,是人类思维之具体的凝固。史学在晚清士人、学者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使其成为西方改变中国人观念的选择对象。西方史著在华译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回应,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思想转变以及史学转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西方史著在华译介和反响充分证实了历史、史学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通过对西方史著在华译介的原因、内容以及反响等诸要素的分析,能够为当代通俗历史读物的编撰提供借鉴。     

“中体西用”:何以纠结,何以沉重?——明治日本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同选择的审思

当明治维新已取得一定成果的节点上,福泽谕吉抛出的"脱亚入欧"口号,实际上只是一个具有很大动员力和诱惑力的噱头,说明日本民族已经尝到了现代化的甜头,变得更加自信,走西洋式发展道路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于是才敢公开表态与中国,与亚洲一切守旧、腐败的势力决裂。脱亚论、西化论在晚清中国却行不通,"中体西用"的主张尽管流行甚广,但此路艰难并且不通。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指导思想,最终被验证是失败的。当年主张和鼓吹"中体西用"的人多是朝廷重臣或要员,属于极权统治的既得利益阶层,但他们没有真正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当时作为纯粹学者和先进知识分子代表的严复则竭力主张中国对西学应该持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与西方主动接轨。"中体西用"口号本身已经把现代文明降低到一种使用工具的地位。"中体"概念的嬗变、演绎过程昭示着现代化运动在晚清中国的乖舛命运。     

首都人口规模的调与控

设置首都人口规模的上限,制定阶段性目标,实施年度计划,为治理"大城市病"创造条件,同时探索可持续的体制、机制、制度上的安排和保障,积小胜为大胜,为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