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合作原则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大增加并具有跨国性威胁,重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以危机突发的形式爆发且后果会“内传”或“外溢”,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产生重大威胁与影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际合作。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也使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成为各国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中韩作为邻国,尤其重视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的合作,针对两国在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合作中的制约因素,寻求解决的途径。     

来自东盟的喝彩

朱镕基总理11月1日至4日出席了在金边召开的东盟有关会议并对柬埔寨进行了正式访问。期间朱总理代表中国提出了27项不同类型的建议和设想,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和协议。此行的成果之一是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推进到了全面发展新阶段:一是以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二是以发表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为契机,启动了中国与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的全面合作;三是以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为契机,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     

非传统安全的价值与维度

非传统安全超越了传统安全观,具有重大的价值,譬如对人的价值的凸显;促进了新型国家利益观的形成等等。同时,对“普遍性利益”的认知,兼容与合作的指导原则,丰富的内容构成和一系列新的观念奠定了非传统安全的四个重要维度。     

中俄毗邻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

冷战结束后，中俄毗邻地区传统安全威胁消除，而“三股恶势力”、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人口危机、能源和食品匮乏、生态破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亟待两国合作解决。相互一致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内容趋同的新型安全观是中俄安全合作的基础。建立中俄非传统安全风险和危机的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理机制．进而构筑东北亚次区域集体安全机制，是我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对策选择。     

我国参与反恐国际合作的范围与路径探析

恐怖主义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国际社会开展广泛合作,中国参与反恐国际合作能够有效维护自身安全。具体来看,我国参与反恐国际合作的范围主要包括传统的刑事司法合作、情报交流、反洗钱与反融资、警务合作、网络管理,这些合作呈现出反恐的广度;我国参与反恐国际合作的路径主要有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等,这些合作体现出反恐的多重面向。我国在反恐国际合作中发挥主动性,展现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试论新安全观下的中缅关系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国家安全日渐增强,为中国对其总体外交安全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提供了客观环境。中国基于自身所处安全环境的认识和对威胁来源、种类的判断,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作为新形势下指导国家交往的新原则,它将推动中缅关系取得新发展,同时对中国周边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打消对"中国威胁论"的焦虑,取得包括缅甸在内的周边邻国的信任。中缅两国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既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也存在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要求中国与缅甸加强在安全问题上的对话和合作,探索应对新形势下安全挑战的新观念、新方法。     

秩序重构与合作共治: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新世纪以来,网络空间迅速向政治领域的扩展,在为公民提供网上参政渠道的同时,由于制度构建滞后等因素导致了网络空间失序、非传统安全生长的问题。而政府在单边维稳思维的指导下,在网络空间的治理中往往表现出非常态的权力介入和渗透。于是,在实现秩序刚性稳定的同时,却抑制了社会活力和公共领域的发展。因此,在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当调整网络治理战略和目标,推进制度创新和秩序重构,由单边治理转向合作共治,充分拓展网络空间治理的效益,扩大公民有序网络参与,才能有效利用网络空间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安定和谐。     

南极安全影响扩散效应与中国南极安全利益

南极安全是南极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南极安全变化及其影响,已经在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范围和特定地域内进行了扩散,形成了南极安全影响扩散的不同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立足南极变化与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客观关联,采用分类和分层的方法来归纳我国具体的南极安全利益,以形成系统全面的南极安全利益体系。我国要塑造和维护中国南极安全利益,需要以南极科学考察与研究为抓手,充分把握南极安全影响及其扩散效应;以明确中国南极安全关键性利益为起点,持续提升中国南极事务参与能力;以南极既有治理机制为基础,倡议打造南极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推动我国深度参与南极国际治理,有条不紊地实现我国南极政策目标。     

环渤海港口合作机制研究——以合作博弈理论为视角

我国新世纪区域政策的调整为环渤海港口群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加强港口合作成为环渤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本文以合作博弈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环渤海港口合作的理论依据和合作的切入点。作为合作切入点,环渤海港口合作机制具有政府与企业双重参与、共同约束的性质,需要在市场原则下加紧创新协调沟通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     

新安全观: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

正2013年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出席第八届东亚峰会时发表讲话,呼吁东亚各国增进安全互信,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李克强指出,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中方主张推广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推动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坦诚对话与合作,让东亚永享稳定安宁。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提升执政能力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非军事方面,由非传统安全因素所引起的突发事件给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因此,正视已经显现或者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提高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紧迫问题。     

中国对东南亚的大战略思想梳理

正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大战略思想主要包括命运共同体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战略、"2+7"战略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首先是生存、安全共同体,其次是发展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侧重于以海洋航路为骨干和线索,辐射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战略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非传统安全挑战难以回避

非传统安全强调安全目标不只局限于本国的安全，相反，为了确保本国的安全而必须将眼光投向更远 可以断言，与过去的１０年 一样，未来１０年的国际 环境仍将是一个重大转型和调整期。转型期里最活跃的因素是观念的酝酿与形成，并带有挑战传统的特点，在这方面，谁有远见谁就将占得先机。涉及到国家安全目标上，非传统安全（或曰大安全和综合安全）问题脱颖而出，已被一些学术和研究机构乃至政府提上重要高度和议事日程，作为对强烈体现追求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的补充。 非传统安全强调安全目标不只局限于本国的安全，相反，为了确保…     

全球板块如何震荡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国际关系中不断出现一些重大事件和动向。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人类遭遇的最大“黑天鹅”事件,是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类似于“9·11”事件。此次疫情在全球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影响还在慢慢显露。但可以确定的是,受疫情影响,美国和欧盟的影响力会相对下降,东亚地区合作有望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疫情防控基本成功,复工复产全面展开,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也发挥了示范作用,整体来讲,中国的国际地位呈上升趋势。     

习近平亚洲安全观的道德内涵价值观取向与认知

现行的亚太合作安全观、亚洲区域主义安全观以及开放的区域主义安全观均有自己的安全机制,虽进行了安全实践,却在面对亚洲此起彼伏的新安全问题时显得力所不及。近年来,习近平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继承了新中国的外交传统,修正了亚洲区域主义安全观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安全观的不足,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强调"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内涵;点明了义与利的价值取向;回答了"谁该来维护亚洲的安全"问题;解决了地区政治秩序问题。这一安全观,指明了亚洲的责任,规划了亚洲安全的路线,提出了亚洲安全的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全球安全观。     

新形势下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21世纪国家安全的主要战略对手,人民安全的凸现是当今世界安全的根本特征。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兼具中国古代邪教、会党、民族分离主义,以及国际现代恐怖主义基本特征的内生性民间反政府势力,中国的人民安全将面临更大挑战,中国的战略重点将长期在国内。鉴此,结合当今世界安全的新形势,作者论证了树立人民安全观,以及制定和构建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该思想顺应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将关注的目标和焦点置于解决人类前途命运这一重大时代使命之上,超越了国家、民族以及社会制度的畛域;强调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超越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对抗性思维,实现了国际关系处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化;主张共商、共建、共享,超越了单边主义的狭隘范畴,实现了合作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提供了一揽子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中国方案,超越了传统安全领域的范畴,实现了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覆盖,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莫迪执政以来的印度与以色列安全合作：现状、原因及对华影响

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迈上了新台阶。莫迪高度重视与以色列的合作,成为首位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在印以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和相互支持下,双方军事贸易规模愈趋增大,在海军、空军、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印以安全合作的主要驱动力有两国相互借重的战略需求、打击恐怖主义及预阻极端思潮蔓延、维护印度洋权益、美国助推印以合作等。印度的“西联”外交使其对外政策更加平衡,但其与美以等国在安全领域的深度“捆绑”对中国的中东政策顺利推进提出了挑战。在强化与以色列合作基础上,印度推出了新的互联互通计划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印以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印度在南亚的实力地位,可能刺激印度采取更为冒险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