枷号刑历史流变考究——以明清时期为考察重心

枷号刑是独立于五刑之外的附加刑,其由刑具发展演变成法定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从明代的律外酷刑到成为清代的著为常法,这一历史流变过程值得重点关注。从微观角度对明清时期枷号刑的适用范围、刑期长短、刑罚轻重变化做了比较分析,并试图从宏观角度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司法环境中寻求原因。     

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

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背景下的权力结构及其变迁一直为中外学界所关注。乡绅几乎是所有相关研究都无法绕开的关键一环。本文从以往学者对乡绅的不同理解出发,揭示乡绅所具有的权力要素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探求在国家正式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弱化的前提下,乡绅之治的生成路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独特的国家与社会的场域中,揭示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一方面,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乡村治理中的延伸;另一方面,乡绅之治是乡村社会防御国家权力的屏障。乡绅之治以保守的姿态,而不是革命的情绪,最终向专制主义国家争得了一个相对自治的乡村社会。     

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与诉讼心态——以谚语为范围的文化史考察

源于民间、流传广泛的谚语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具有更加浓厚和深刻的乡土色彩,因而也更能够反映出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与诉讼心态。通过对这类资料的梳理、考察与阐释,我们可以解读出乡民视野中对于帝国法律和帝国衙门的基本态度,以及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与诉讼境遇。谚语不仅是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和诉讼心态的表达,同时还具有指引乡民建构法律秩序,以及表达他们的法律思想和诉讼感受的价值。     

明清外贸立法的正当性研究——以海上贸易为中心

作为明清基本外贸制度,朝贡一直颇受非议,海禁更被视为因小失大的饮鸩之举。考其实际,海禁并非明清外贸立法的全部,即使在海禁期间也是禁而不止,其消极作用并不如想象中的巨大。而朝贡贸易也并非铁板一块。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清外贸立法的多数内容都属于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外贸管理的正常范围。故有其正当性,未可厚非。明清海商之所以未能出现哥伦布,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放任自流（甚至是驱羊攻虎）和财富掠夺政策。这也是造成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明清传奇互文性创作研究——以传奇对《牡丹亭》的接受为中心

互文性是文学作品的天然属性,互文性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即在于对文本及其生成进行研究。由于传奇文体的独特性,其互文特质尤为明显。以明清传奇对《牡丹亭》的创作接受为例,可以考察明清传奇互文性创作的生成、表现、类型和心理。     

民间水规的法文化解读——以明清山西河东地区水利碑刻为中心的讨论

<正>山西河东大地(今运城市),襟带黄河,南依中条山,北枕吕梁山,汾涑二水横贯其间,形成运城盆地、黄河谷地和汾河谷地。由于受地理位置、地形、气候等多方面的影响,河流径流量小,分布不均衡,降水量小,水利资源比较贫乏,干旱是农业和民众生活的主要危     

论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效性为视角

法律素质是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而现代法律意识是法律素质核心内容之一。目前大学生中尚存在法律知识匮乏、法律观念淡薄、法律信仰缺失、违法犯罪现象增加等现象。本文指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主渠道,应当摆正该课程的法律教育位置、提高教师素质、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公正考评成绩,以提高教学实效性,进而有针对性地培养大学生的现代法律意识。     

关于明清时期司法档案中的虚构与真实--以《天启崇祯年间潘氏不平鸣稿》为中心的考察

纸面表述的历史与实际存在的历史之间的相互脱节,导致了"真实历史"与"虚构历史"之间的纠缠不清,即使在被誉为第一手材料的司法档案中,也存在不少"虚构"的成份.本文以明末徽州诉讼案卷<不平鸣稿>为素材,通过考察和分析明清时期司法档案中的"虚构"成份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冀以阐明产生"虚构"的深层原因,并考掘出镶嵌于"虚构"中的作者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从而说明司法档案并非一种单纯的记录,而是一种动机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叙述.     

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以清代地方志为基本史料,用实证的方法对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导致健讼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是人口的膨胀,二是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的弊端。健讼给地方财政造成压力,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客观上有利于清末司法改革的推行。     

明清家族司法探析

明清时期国家注意对乡里社会的控制,鼓励各地家族在自己的谱牒中制定约束族人的规范,并赋予家族尊长对这些规范进行裁断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家族司法由此产生并发展。此时期的家族法规对家族内部的司法组织、辅助人员、管辖、告诉、审断、执行等主要制度和程序都有所规范,地方官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其司法效力。家族司法有着鲜明的特点,对古代国家州县一级的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清时期田土买卖中的找价回赎纠纷及其解决

明清时期民间田土买卖盛行找价回赎之风，围绕着找价遭到拒绝或多次找价，在新旧业主之间引发了大量的纠纷乃至诉讼。依据徽州契约和州县官员办案手记等资料，可以看到田土找赎习俗和纠纷形成的原因，明清朝廷、地方官员及民间百姓针对找赎习俗的不同态度及州县官员解决找赎纠纷的依据和方式。虽然民间找赎习俗与国家律例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明清朝廷因时制宜，不断调整有关律例，地方官员在执法中灵活变通，充分考虑当地民情，这使得田土交易秩序得以稳定。     

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

明代中期的李梦阳、康海和王世贞等在商贾之风的影响下转变心态,由格调转向性灵,为明清性灵思潮的孕育期;晚明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郑元勋等将性灵思潮推向高峰,其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士商心灵上的契合;清代中叶袁枚、赵翼等与商贾以性灵为核心的契合,以及群体交流、领袖风范、老成气度、超旷心目上的影响,促进了性灵说的成熟和完备.商贾的活跃,尤其是士与商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袁枚等人集明清性灵文学思想之大成的重要动因.     

清末民初民俗习惯的社会角色及法律地位

清末民初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家族势力的拓展以及国家政权的更替,使得民俗习惯成为社会生活与法律调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间,国家机构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反映了统治者对民商事习惯的立法和司法价值的基本认同;民初的司法机关积极援用民俗习惯进行审判活动,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广泛关注风俗民情,尊重本土资源的文化氛围。不过,相对于政治国家强势的权力构造及＂法律形式主义＂体制,民俗习惯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总体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明清法律规则中的利益平衡

明清时期,无论是像欠债还钱和杀人偿命这样的天理,还是像找价和蹊田夺牛这样的普通规则,都体现出利益平衡的共有原则。利益平衡的原则不仅能够将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沟通,而且还显示出细故案的处理原则与命盗案并无二致,不同种类的规则在利益平衡的共有原则之下得以统一。因此,以往研究中对中国古代法规则性因素的忽视和否定两种倾向都应该加以修正。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的大力发展,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中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在行政理念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行政法制”转变为“行政法治”;在官民地位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民告官”到“官告民”：在执法方式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     

明清时期的“依法裁判”：一个伪问题？

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既非简单的“法律裁决”，也非纯粹的“情理裁决”，而是由诸多原因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和融合，最终以“情法两尽”为目标和理想。通过辨析法律表达和解读司法案件可以发现，从类型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司法属于“情法两尽”的裁决模式；就局部而言，司法官员在审理某些案件时，确实存在严格“依法裁决”的现象。据此，我们并不能将明清中国的“依法裁决”视作一个“伪问题”。     

中国法治需要迈进方法论时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国方略,因此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定位,必须坚持法治这一最高原则,在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应该进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是一个讲法律理性和逻辑方法的时代。法治时代的法治理念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下,熟练掌握法律思维、法律方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使人人成为法治的缔造者。     

夹缝中的法律移植与传统创造——《大清著作权律》述评

作为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更多是外力催化而非自然生长的结果,因而深深烙上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印迹,其作为政治工具的诸多缺陷也非常明显。尽管如此,它还是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中国人开始慢慢了解和接受著作权观念,并成为中国著作权法发展的规范源流。《大清著作权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既是移植法律的过程,也是创造传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