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统一战线价值分析

湖湘文化是湖南人民的宝贵财富,其统一战线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育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开创者与实践者,二是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独立自主”“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精髓是统一战线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渊源,三是深刻影响了湖南统一战线的发展实践。     

伟大建党精神中的湖湘文化基因

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经世致用的济世思想和敢打硬仗的性格特质在湖湘文化的起源发展史上逐渐凝结成湖湘文化基因，从建党之初就深刻影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湘籍人才群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以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做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以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济世思想践行初心和担当使命；以敢打硬仗的性格特质做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伟大建党精神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     

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湖湘学派渊源

湖湘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干和实体的湖湘学派的思想和学说是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底蕴和源泉，成为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顽强而鲜明的文化履印。湖湘学派对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在宇宙观上，青年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探求秉承了湖湘学派崇尚哲理思维的旨趣；在辩证法上，青年毛泽东辩证法的萌芽浸润着湖湘学派“气化日新”的主变精神；在知行观上，青年毛泽东的知行观体现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在历史观上，青年毛泽东的圣贤观突显了湖湘学派对德业俱全的追求。     

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与历史缺陷及现实价值

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有三:一是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传承,有一种明显的连续性,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二是湖湘文化当中具有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奋斗与创新精神。湖湘文化的历史缺陷有四:一是存在着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忽视了理论的建构;三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四是湖湘文化中存在明显的"楚材晋用"现象。湖湘文化的现实价值包括发扬三个方面的优良传统: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二是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传统;三是开拓创新与对外开放的传统。湖湘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当前的最好的体现与运用就是用以培育和构建当代湖南的人文精神。     

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与湖湘文化

古往今来,人们普遍认为范仲淹不是湖南人,也没有到过洞庭湖,他和他的《岳阳楼记》与湖湘文化没什么联系。其实,范仲淹不但到过湖南,而且在洞庭湖滨的安乡县读书四年,受过湖湘文化的熏陶。他的诗文体现了湖湘文化忧国忧民思想的特征,也对湖湘人士产生过影响。如今,《岳阳楼记》与岳阳楼相融为湖湘文化的一绝。作为湖南人,我们要把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为振兴湖南,振兴中华而奋斗。     

湖湘文化、火宫殿臭豆腐、豆腐文化

火宫殿臭豆腐是湖南省长沙市著名的传统风味小吃。臭豆腐其实有很多,但以长沙火宫殿臭豆腐最出名。而且火宫殿臭豆腐也是我们研究中国豆腐文化、湖湘饮食文化和湖湘文化的一个窗口。     

湖湘文化在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中的价值意蕴与融入路径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是高校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湖湘文化以人为中心、讲求心性体悟的思想能够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性;重躬行的知行观能够明确大学生的实践角色;推崇经世致用的理念能够强化大学生的使命担当;矢志不渝的韧劲能够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湖湘文化融入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工作要坚持系统性、适宜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的原则,在具体路径方面,要让湖湘文化融入课堂教学、教材书籍、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实践教学环节。     

从近代湖湘文化的特质看《岳麓实践论》

湖南卫视的电视节目《岳麓实践论》充分借鉴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独立创新、兼容并包、经世致用三大基本文化精神特质，并已形成了与之相契合的节目形态、选题内容以及受众定位，进而得到了媒体和观众的认同。     

湖湘女性文化的发展脉络

湖湘女性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湖湘女性为主体的文化发展,是湖湘女性生存和活动状态的总和,具有地域文化和性别文化的显著特征。在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湖湘文化的传承中,女性的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这对激发湖南女性创新和创业、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挖掘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湖湘女性的行为、事迹,从社会性别、文化哲学和社会历史的视角梳理湖湘女性文化的发展脉络,在实现湖南文化强省的进程中,对发挥湖湘女性的精神引领作用是极为有利的。     

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楚文化是其源头。从秦汉到魏晋,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隋唐五代,是湖湘文化的酝酿期。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湖湘文化开始在全国形成自己的特色,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元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低迷期,到明代才走向复兴,其时移民增长,农业经济获得发展。清代是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新阶段。造成其空前发展的原因首先是湖南的单独建省,这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其次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是发展的基本动力;再次是教育的兴盛与两湖乡试的"南北分闱",这是发展的重要因素。能够体现湖湘文化在清代空前发展的还不仅仅是湖南在清代产生了一批重量级的科举政治人才,而且是在思想学术上也有非凡的人物及其建树。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伦理价值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提出的治国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化的产物。“德治”思想重视君主和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注重对人民的道德教化;主张以德选官、实施仁政。批判地继承传统“德治”思想,挖掘其现代伦理价值,对我们落实“十六大”报告精神,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老子的和谐思想及其借鉴

老子和谐思想包含了爱民治国、安居乐业、公平正义、善待自然的重要内容,从中反映了老子坚守“道”的思想准则、施行无为而治之策、培育知足常乐的民众的社会治理理念。当今借鉴老子和谐思想,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和谐的政治关系乃至和谐的人际关系,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与世界和平。     

《万叶集》审美理念“誠”的解读

《万叶集》是日本文学的源泉之作,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故乡,被誉为日本的《诗经》。万叶歌风淳朴、真挚,展现了日本上古时代的壮丽历史画卷,是封建律令制处于上升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上古文学古典美的杰作,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对后世的文学作品影响深远。本文撷取《万叶集》的若干歌作为观照,结合日本儒学名家的考辨经纬,阐释了其所体现的“誠（まこと）”这一审美理念的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根本利益三大要素,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党执政的合法性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根本上回答了治党治国之道,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     

论胡锦涛的行政领导思想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领导集体的行政领导思想,并在新形势下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自己内涵和特色鲜明的执政理念,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把提高执政能力作为党的建设的重点,强化和升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政绩观,将人才开发作为强国战略,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身体力行推动创建学习型社会。     

福建精神助推文化强省之四维路径

"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是福建区域的核心价值观,是福建文化强省建设的内在动力。以福建精神助推文化强省建设可以采取以下四维路径:以爱国爱乡的情怀激发文化自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增强文化自信;以乐善好施的情操催生文化自省;以敢拼会赢的作为促进文化自强。     

从“儿时不识月”说起——谈李白的诗中之月

李白诗中之月,在其人生的各个时期,呈现着不同的状态;李白的诗中之月,是各个时期性情的真实体现。笔者通过对李白性情变迁的逐步分析,阐释其诗中之月的文学内涵,对李白诗中庞杂的月意象进行梳理,揭示其发展的规律,并进一步探究李白爱月的深层根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在过渡时期的全国执政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国执政三个执政阶段。根据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长期实践,党执政的基本经验是：重视民心、民主、民生;抓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从自在执政走向自觉执政;正确地处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人民群众）、执政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三个层次的历史使命。     

在法治社会中如何做到"以德治国"

伴随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了剧烈的嬗变。嬗变中的伦理道德将走向何方 ?伦理道德是否具有通过调适实现自身绵延的可能 ,伦理道德应定位在多大的合理空间 ,中国将如何从伦理社会走向法治社会 ,在法治社会中做到“以德治国”。本文探讨并回答了这些问题。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