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忙坏讨债公司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欠债或破产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一项老行当也随之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讨债公司。催债手段很烦人讨债公司并非中同独有，许多西方国家也存在着这种机构，名目虽有不同，但是于的却是一样的活：催债。     

王阳明的著述观及表现

王阳明“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随处指点学生,罕为著书立说。他始终秉承孔子“述而不著”的理念,强调著述以“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为宗旨,以“存其迹以示法、削其事以杜奸”为基本原则,以“笔旧削繁”为方式方法,“著述以明道”为基本目标。王阳明的著述观与其心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王阳明独特的著述理论。     

谁是弱势群体：经济、政治、社会维度下的城管与摊贩对比研究——基于G市Y区的调研

城管与摊贩的关系长期以来被人们界定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系，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维度对比一线城管与摊贩之后发现，一线城管队员在客观条件上并不比摊贩强势。相反，一线城管队员与摊贩都属于绝对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正因为双方都是弱势群体，在能够动用的社会资源有限，且都面临生存竞争的背景下，城管与摊贩双方才更容易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     

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在处理以及调整德礼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以其理学的立场和进路,具体地研判德礼与刑政的关系,并抉择一条适合当时社会环境与礼法现实的规范之路。朱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分析的人性说为理论出发点,以道德理性论证“德礼”教化的有限意义以及“刑政”的积极作用。而朱熹对“刑政”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对“严刑”的必要性意义予以特别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批判当时社会上以及司法领域盛行的“恤刑”理念来体现这一主张。     

从“书记负责制”到“书记指导制”：税改前后村庄两委关系的变迁研究——基于浙北L村的社会调查

村庄两委关系的实态受到来自变动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具体的“过程与事件”的实时作用。要对变迁中的两委关系展开研究,就要同时关注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的变化。研究将时间背景预设为改革开放至今时期,在对前者进行有机切分的基础上,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挖掘、还原和捕捉村庄“场域”内的“过程与事件”,考察两个时段内村两委的关系。在浙北L村①,“书记负责制”是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时段村庄两委关系的样态;而在税费改革后至今时段,两委关系演化为“书记指导制”。那么,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因是什么,依循何种路径,未来趋向又如何,这些都是本文将要着重阐述和探讨的重点。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制问题有大量非常深刻精辟的论述，我们当下研究民主问题要以此为理论指导，毋需“言必称希腊”从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著述中找言论依据。中国在民主问题上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足以成为现今发展人民民主的宝贵借鉴；“始终高扬”的“始终”，应把无法无天的“左”的时期和“文革”时期排除在外。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一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坚决否弃“宪政”思维。当下在民主问题上还存在种种模糊观念，亟需作出回应，进行必要的辨析，以正视听。     

党建+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浙江探索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设。浙江省在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摸索出了许多丰富的实践样板，如创建党建示范带、编织党建共建网、打造网格化小组、构建智慧服务圈等内容。这些实践经验充分体现了互联互通、共享共创的特点，以“互联共享”为特色的浙江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形成，该模式的具体实践路径包括：树立“协同共享”的理念意识、发挥“大党建”的格局引领、建构“网格化”的治理模式、依托“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借鉴浙江经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重点要发挥共建合力、推动责任落实、彰显区域特色、借助网络技术。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孙中山“心理建设”中的中国元素——浅论孙中山对传统心学的传承与创新

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号召，并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一系列的理念与蓝图。民国初年，他撰写《建国方略》，勾勒了一个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三大系统的系统建设工程，展示了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其建设规划既有国际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的经验，又蕴含中国元素。本文仅剖析其中“心理建设”的丰富内涵，透视它与中国心学的渊源关系，并揭示其现代意义，以此作为对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纪念。     

人的生成与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人以自身为对象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人性的生成过程。人性的发展，经由第一条道路否定原始的自然性，达到“最贴近的规定”，然后由此逐步建构社会性。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两条道路”的结合。马克思“两条道路”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和参照系，中国以自己独特的认识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性的生成与提升作出贡献。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汤显祖的思想构成、人生哲理与戏曲创作,均烙上了其师罗汝芳学说的印记。汤显祖以“哀赤之心”去抨击官吏们“权利黑心”,其理论依据是罗汝芳的“赤子之心”;罗汝芳“向民所欲为”的民本思想,是汤显祖在遂昌期间实施“因百姓所欲去留”方针的指导原则。以“有情之天下”去否定“有法之天下”,是同罗汝芳重德轻刑的思想相关的;至于《南柯记》中对和谐乡村的描绘,有以遂昌县的实际经历为背景的,又与罗汝芳重视圣谕六条的教化是密不可分的。汤显祖把罗汝芳抽象的哲理,衍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形式不同,却是汤显祖接受罗汝芳的明证。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朱熹《论语集注》中的科技思想

朱熹《论语集注》对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解读,讨论了天之北极与为政的关系;对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解读,讨论了科技“小道”与儒家“大道”的关系;对于“游于艺”的解读,讨论了学习科技之“艺”与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关系。这些解读,既反映出朱熹对于科技的重视和研究,又可以看出朱熹强调科技“小道”必须隶属于儒家“大道”、“游于艺”必须由仁德来统摄的思想,这对于今天在发展科技过程中所面临的科技“双刃剑”的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学术资源。     

沿海发达地区城郊“撤村建居”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以鄞州区DN社区为例

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则以有序实现市民化为首要任务。以沿海发达地区鄞州DN社区为例，对城郊“撤村建居”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现状、困境进行深入分析，为推进“撤村建居”农民市民化提供思路。     

董仲舒与武帝选官制度改革

科举制正式始于隋代,但开科取士的倡议早在汉初就被董仲舒所提出。《汉书》载,“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秦汉之际,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已难维持,从非卿非禄的市井底层选拔人才而充实官吏队伍成为一大趋势。汉武帝的三次册问都涉及如何选拔与使用天下人才的问题,董仲舒在应对中,主张“德教之官”是干部路线的基本要求。学校作为“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既能为国家聚集贤才,又能垂范风俗,熏陶民人。董仲舒建议武帝兴办太学,延请明师,豢养翘楚,天下才俊垂手可得。他还批评郎官制度“以富訾,未必贤”。经董仲舒提议、武帝推行的察举制度一改周代以来“世卿世禄”的选人办法,突破门族、财富等外在条件的限制,而一律以才学、德行为基本要求,还照顾区域平衡与代表性。汉代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等。而“贤能为上”、“量材授官”、“录德定位”则是董仲舒察举选官思想的三个重要原则。     

民国“莫干乡村改进”学理及其新时期乡建启示

在中国近代史与社会学史上，黄郛及其夫人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足以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相媲美。但囿于诸种因素，相较之下，却鲜为学界所深入了解认知。基于史实梳理和实地调研，以及经由对与该乡建活动存续同时期，部分民国社会学家学术思想重读，将“莫干乡村改进”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一个典型个案，去审视其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的学理价值，并围绕新农村建设中“村庄转型向何处去”议题，从“有形”与“无形”双向融合维度切入，提供了若干服务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分析性概念暨命题。     

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相异、相通与互鉴——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

梦想体现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内在精神的缩影与表征。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梦”和“欧洲梦”以其强大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者,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梦”日益走上世界话语舞台,成为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热议的话题。“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或奋斗目标,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异、相通与互鉴,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思想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