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国际制度安排:一种建构主义阐释

建构主义相信 ,国际制度像其它社会事物一样 ,也是由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出来的。因此 ,它在分析国际制度安排时 ,与强调物质力量的理性主义不同 ,注重信念的作用。它认为 ,信念根植于社会实践 ,并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再塑 ,所以具有主体间性 ,而规范就是体现这种主体间性的信念的具体形式。规范是一个行为集体拥有的关于适当行为的共享期望 ,不但界定行为的合适性和有效性 ,还赋予行为体社会角色和建构社会环境 ,从而形塑行为体的收益 ,促使行为体重设目标和调整行为 ,最终影响国际制度的形成。     

论"主体间世界"

"主体间世界"是指行为体进行观念互动所构成的共有知识的体系,聚合着人们的理解、解释、意愿和认同,其中不乏有友善与敌意,还有规范与违抗.由于行为体的内在观念不能直接观察,但作为行为的指导会以某种外在形式表达出来,并以可以感知的形式进行互动,因此要解释"主体间世界",就需要说明观念的内在属性与外在属性."主体间世界"作为行为体身处其中的文化环境,对行为体有着全方位的社会化影响.在国际环境中,国家实施对外政策始终要把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同对体系的观念影响的评估结合起来.     

情往似赠 兴来如答 ———谈柯勒律治的想象理论

想象理论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塞缪尔· 柯勒律治整个诗论的核心。在吸收康德和黑 格尔主体理论的基础上, 柯勒律治提出了第一性和第二性想象, 认为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 动, 是理性思维的一个象征符号。主体与其体验过程是跟自然进行互动的方式, 而想象则是将主客 体的有机结合的媒介。     

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

本文首先界定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各种情形: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其中,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加入、遵约和非自愿违约三种情形;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三种情形.接下来提出一个解释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的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的理论框架,将国际结构和国内结构的相关变量设为常量.本文关注国际制度的国内分配效应及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差异,认为能够获得国内政治博弈胜利的行为体集合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     

拉丁美洲的制度变革:外部模式及其不可预见的后果

主流理论认为,制度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但同时又建立在行为体本身的行为基础之上。学者如何避免内生性陷阱呢?本文强调一种具有一定程度外源性的因素的重要性,即制度模式及其设计。由于这些概念框架并非出自行为体的偏好,因此它们在制度建设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独立作用。事实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国家行为与属性的模塑--一种社会化视角的分析

虽然国家具有许多与“人”不同的特点 ,但在许多方式和环境中 ,国家都是有偏好、有意图的行为体 ,因而“拟人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通过社会化 ,行为体把一定的价值、态度、技能“内化”为自己日常生活中习惯化的准则和个人能力 ,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自然行为体 ,逐渐融入社会 ,转化成为合格的社会行为体。整个社会化过程 ,不仅是行为体行为的模塑过程 ,更重要的是行为体属性的模塑过程。但是 ,国家行为体毕竟有着与个体行为体不同的特征 ,因而它的社会化自然也就具备了自己的特点。     

主体弥散化与主体责任的终结：ChatGPT对全球安全实践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将可能冲击全球安全互动中的“主体责任制”，造成安全主体的模糊化与责任缺失、安全客体责任的离散化与安全责任追责难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由弱向强、迭代演进的技术发展逻辑，不同技术阶段的“主体性危机”与“责任危机”的形态和程度各异。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低智性通用大模型的赋能作用可能会强化安全互动场域中的边缘安全主体责任。安全互动呈现出多重安全主体并存与安全客体责任离散的互动模式。在强人工智能时代，通用大模型被拟造为“类人”主体，成为多重安全主体中的一分子，安全互动呈现出无秩序形态。既有安全主体可能会表现出过度依赖算法和主体权力被侵蚀的特征，而安全客体则表现为普遍卸责和主体责任终结的特点。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安全主体互动的“主体间性”层面入手，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可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合力，并细化事前责任；而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则可凭借大国协调，在确立智能体“半主体”身份后，建立一种“监护人”制度，在主体间性的逻辑上开展全球安全实践。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分析

全球治理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而出现的一种世界秩序观.所谓全球治理,是指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体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增进共同利益,在全球层面的各个领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特征,力图建立一个全球多行为体、多层面和多维度的治理网络.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形成了新的多主体的互动过程.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兴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广泛参与了全球治理过程,体现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和发展趋势.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网络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将有助于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开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联系与合作.     

回溯性求偿与国际战争的诱发

既有理性主义战争成因理论认为围绕战争的预期效用计算主导着国家冲突行为的选择。将沉没成本和各类既往互动经历纳入效用计算在上述理论路径下被视为非理性行为。这种理论偏见限制了理性主义战争成因理论的解释力。事实上，对于物质和时间沉没成本的关注导致了国家行为体互动时呈现极端的相对收益敏感。为规避特定一方的相对物质收益或时间优势过度累积而使冲突双方实力失衡，自认为处于损失框架下的国家不时地采取无法被对方所接受的回溯性求偿行为，进而使冲突双方的和解方案交集被极大限缩；加之求偿国与被求偿国判断对方所持决策框架时产生的认知落差，冲突双方的风险承担意愿随之增加，同时双方也高估对方的敌意而低估对方的冲突决心，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因而增加。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动员竞赛可以分别论证两类典型的回溯性求偿行为——围绕物质利益争夺展开的受害者—加害者战略互动和为争夺时间优势而被迫采取的后发先至策略——对国际战争的诱发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