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党内民主的两种途径

十八大报告指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强化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这一论述涉及了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三个党内权力机关，其要义是要充分发挥党内多主体优势，并利用程序机制，不断扩大和增强党内民主。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是党内民主建设

提高党执政能力的核心是党内民主建设,而要切实发扬党内民主就必须确立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最高权力地位,实行党代会年会制,严格票决制度,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切实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健全选举制度,精减冗员使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精干高效。     

民进党政治生态转换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自今年4月陈水扁宣布“放权”以来，台湾政局进入了新的转换期，民进党内政治生态出现了新的调整。从表面上看来，民进党正沿着两个相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苏贞昌势力不断增强，陈水扁在权力结构中越来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民进党全代会则通过解散派系的决议，显示出加强党内权威、改变民进党运作模式以维护权力中心的意图。民进党的这两种发展方向既反映了前一段时间党内政治生态演变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民进党内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     

票决制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制度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这对于早在1988年就开始实践探索，在全国率先实施干部任免票决制并坚持了20年之久的椒江区委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推行党委票决制的思考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提出:今后将"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这就在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党委票决制的概念.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谈如何正确认识公民社会

梁妍慧在7月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登文章指出，党内民主的实现有两个突破口：一是改革和完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举制度。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现在是通过等额选举或者指定式选举产生的干部。要通过改变候选人提名方式和适当扩大差额选举范围的办法，来改善这种选举制度；二是改革党内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即年会制，恢复党章规定的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还要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增加会议召开的次数，分清各个部门的职责。只有从这两个方面人手，逐步扩大民主，分散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中的权力，才会更有利于党内的监督和制约，把党的声音的代表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转向多数人，最后交给全体党员。     

健全和强化党内监督权的思考

列宁强调,要防止因权力过分集中而造成党内个人专断以及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建立健全对权力执行者进行有效制约的党内监督机制。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改革和优化党内现有权力结构,健全和强化与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相制约相协调的专门监督机构,并保证其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应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制度化反腐改革措施。     

地方党委讨论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的思考——对梧州市及所辖四县（市）任用干部票决制的调查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在用人问题上由投票表决取代口头表决和举手表决，进一步扩大了民主，是干部任用决策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历史进步。     

“权力量化"使用的实践与思考

自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成效显著,在各级领导班子决策领域,“议决制”正逐渐被无记名票决制所取代。但实行一人一票的票决制,带来这样一个困惑,即任不同职务、承担不同责任的班子成员拥有同样的一票,真正的科学、合理的权力能否可以进行“量化使用”?苏北某一县级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民进党内政治生态转换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自今年4月陈水扁宣布“放权”以来,台湾政局进入了新的转换期,民进党内政治生态出现了新的调整。从表面上看来,民进党正沿着两个相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苏贞昌势力不断增强,陈水扁在权力结构中越来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民进党全代会则通过解散派系的决议,显示出加强党内权威、改变民进党运作模式以维护权力中心的意图。民进党的这两种发展方向既反映了前一段时间党内政治生态演变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民进党内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民进党内的“后扁时代”已经来临,但后扁时代的权力结构形态却尚未底定“,台独”路线在新的形势下正在进行调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