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贿犯罪惩治不力的原因和对策

我国目前惩治行贿犯罪的力度远远低于惩治受贿犯罪,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行贿犯罪危害性认识不够、对行贿犯罪采取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要件造成行贿犯罪认定难、检察机关侦查措施和手段不足等。对此,应当提高对行贿犯罪社会危害严重性和惩治行贿犯罪重要性的认识、完善刑法的有关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形成防治行贿犯罪的合力,以加大惩治行贿犯罪的力度。     

论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率不断攀升,且大案要案多。导致贪污贿赂犯罪主要有贫富两极分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以及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加大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应拓展思路,在民法中应建立反贪污贿赂犯罪的赔偿机制。     

宽严皆失: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失衡之乱象及纾解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宽严皆失",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可观察并由统计数据说明的特征化事实.客观地讲,党和国家一直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也取得些许成果,但无法满足人们对反腐败的期望,人们对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效能和公正性存在着普遍的质疑.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适用,仍是问题丛脞,彼此纠结,理论界虽提出了不少纾解之道,但仍难得要领.如何摆脱"宽严皆失"的尴尬,是相当长时间内需要直面的新课题.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现状及立法完善建议——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工作部署,按照会议精神,新一轮的立法工作把反腐败国家立法列于优先地位。《刑法修正案(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加强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力度,并从多个方面对贪污贿赂犯罪标准进行重构。然而,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构成规范化、量刑不合理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建立有效的贪腐犯罪惩治体系。     

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实证研究——基于C市某分院的样本分析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助推了我国工程建设的蓬勃发展,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也日益凸显。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涉及面广、涉案资金大、社会影响恶劣,必须予以严惩。预防和惩治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应当坚持"惩防结合、惩治为先、注重预防"的方针,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加大查办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案件工作力度,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浅析贪污贿赂案件免诉率较高的原因和对策

浅析贪污贿赂案件免诉率较高的原因和对策刘天明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精神，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检察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深挖贪污贿赂分子，办大案要案，加大打击力度，有效地震慑了犯罪，树立了检察机关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良好...     

论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主要目标任务是要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取得压倒性胜利。因此,需要做好以下三点:一是加强"三严三实"教育,营造党员干部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二是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党员干部不能腐的政治环境;三是加大惩治力度,建设党员干部不敢腐的政治生态。     

浅析贪污贿赂犯罪问题

贪污贿赂腐败古今中外皆有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表现轻重不等。当今中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形成此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实际出发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尤为重要。     

新时期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几点思考

新时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必须构筑一个惩治、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如果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基础性工程的话,那么,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加大廉洁教育力度、加大权力监督力度、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等则是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中国受贿罪的立法历程考察

受贿罪是中国贪污贿赂犯罪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罪名。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刑法修正案(九)》公布的刑事立法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受贿罪是从贪污罪中分离出来,逐步形成自己的犯罪构成体系,并日趋完善的。纵观整个立法历程,凸显出受贿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变化。内部变化表现为:行为方式向多样化发展、犯罪主体从身份论向职务论转变、犯罪对象的内容由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确立数额+情节的双重成罪标准以及加重刑罚处罚力度。外部变化表现为:整个贿赂犯罪罪名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严密的法网,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立法机关适时地修正和补充受贿罪,基本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反腐的需求,但仍有不足之处需继续改进。     

当前形势下惩处行贿犯罪的路径选择

行贿犯罪危害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但目前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具有明显的宽缓特征,这不利于对贿赂犯罪的遏制.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大行贿犯罪打击力度,注重对行贿人的财产罚,增设行贿犯罪违法所得追缴制度与罚金刑,建立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对接机制,以切实有效措施惩处行贿犯罪.     

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犯罪行为刑事立法问题评析

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问题乃当前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性贿赂等腐败犯罪现象是否用刑法加以制裁以及如何制裁是当前刑事司法界颇具争议的问题。性行贿与性受贿往往引发极其严重的腐败犯罪,致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遏制腐败犯罪现象的蔓延,必须有效打击性贿赂犯罪。我国应尽早研究刑事立法对策。     

论职务犯罪的现状及防治路径

作为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职务犯罪近年来日益猖獗。当前,虽然国家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学界、实务界对职务犯罪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但有关职务犯罪的个别化、特殊化的研究,还显浅薄。当前职务犯罪的现状是:贪污贿赂等贪利性犯罪是职务犯罪主要的犯罪形式;案件具体情况逐步发生变化;职务犯罪向相关领域逐步蔓延。而防治职务犯罪的路径是:在立法上完善对职务犯罪的防控,从制度上建立高效的廉政体系,在战略上坚持惩治的原则,在战役上要立足兼治的原则。     

行贿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进展与趋势——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的解释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做了较大修正,不仅严密了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而且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是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规制的一次飞跃。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刑法对行贿犯罪预防和控制的效果究竟如何,仍然依赖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强力推进、刑事政策的正确引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等因素。因此,面对行贿犯罪之猖獗顽固,刑法规制需更加从容理性,方能收到标本兼治之效,从而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这一社会积弊。     

“辩侦交易因素”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存在理性及其司法运行问题研究——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入“辩侦交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反贪力度和推进反贪工作，达到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目的。然而触及到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将“辩侦交易因素”很好地引入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理论和反贪办案实践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对其本身的存在理性和司法运行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当然这种研究的视角是多样的、自由的甚至是随意的，这里选择“相对合理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视角，但愿是相对理性的     

谈反对腐败的对策

一、严惩经济犯罪,净化社会环境。要切实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继续加大打击力度,重点查办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条件,特别是领导干部犯罪的要案,不论案件涉及到谁,都要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把案件查到底,坚决扭转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的局面,遏制当前腐败现象蔓延的态势。 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遏制     

从微观层次看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

贪污贿赂犯罪近年来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势,从犯罪学的微观角度研究可知,主要是工作环境的负面影响(行政职能转变不彻底,权力配置不合理;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行不力;行政监督力度不够)和生活环境的消极影响(交友不慎、沾染恶习;心理失衡、引发犯罪;被害人的模糊、不明确).     

“边腐边升”现象的犯罪学思考

"边腐边升"现象,是指干部在选拔前或选拔过程中,存在腐败犯罪行为,但没有被发现或查证属实,最终得以继续提拔任用的现象。"边腐边升"的主因是:腐败犯罪发现难、查处难,犯罪黑数高;官员选拔任用标准异化,选人、用人机制不科学,责任追究不到位。科学治理和杜绝"边腐边升"现象的基本路径是:切实解决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提高腐败犯罪的成本;严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改革选人、用人机制,明确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