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治理的问题与治理机制模式研究

互联网管理是现代信息化社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互联网管理的机制与模式世界各国都在摸索,我国的互联网管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迫切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建立统一的互联网管理机构,完善法律法规,改进引导教育机制,采取法制约束与自律结合,创新技术与人工审查结合,政府监管与公众监督结合等多种模式对互联网进行治理。     

论和谐治理与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构建

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要靠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来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可称为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合作的时代诉求和现实基础彰显了选择该模式的必要与可行。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多元主体,民主决策,法治化管理,市场和社会化服务,责任过程和效能结果。该模式的构建须有宽容态度和发展眼光,需要提高民主法治质量,发展公民社会,建立协商对话机制与合作文化环境,加快行政改革,推进政府转型。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上市公司治理模式选择

传统上市公司股东主权治理模式导致公司在经营中唯利是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以实现企业自身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但却缺乏可操作性。我国未来上市公司治理模式,应基于股东主权模式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交叉与协调,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并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上市公司治理文化。     

论东亚企业治理模式的特征、问题及其变革

东亚地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治理模式。东亚企业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股权高度集中、银企关系密切、“内部入”控制突出及政府的介入和干预较多等。东亚这种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对于推动东亚企业以至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逐渐暴露出股东大会形式化和职能弱化、董事会监督不力、银行监督不灵及外部治理机制失效等种种缺陷和不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对这种企业治理模式进行了调整和变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治理理论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新模式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治理理论强调了多元参与和自组织网络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因此治理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地方政府治理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政治的转型期,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运用也存在着诸多困难,所以我们目前的地方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型模式。既保留政府主导的因素,又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公民科学：风险社会下知识专家与民主治理关系的重构

科技社会对民主治理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而风险社会也使得专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处理民主治理和科学治理之间的紧张性关系,关系到民主能否在风险社会得到拯救和复兴。公民科学这一理念的引入把地方性知识以及民众的社会文化理性等带到公共决策中来,很大程度上重构了民主治理与科学治理的关系。     

风险建构、地方性知识与邻避冲突治理

如何有效地治理邻避冲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地方政府通常基于公共利益和专业知识来推进邻避设施的选址与建设,而公众通常将邻避问题置于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风险感知中加以考虑,以一种地方性知识生产方式来建构风险议题。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政府与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形成了风险异议,进而产生了邻避冲突。要有效破解邻避冲突僵局,就要强化基于风险沟通的合作性知识生产方式,促进政民之间开放性、审议式的良性对话,同时警惕权力与技术的合谋,重塑公众对政府风险监管的信任。     

企业知识管理、知识特性与知识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资源的积累与管理。本文探讨了知识管理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知识特性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知识管理对产品创新绩效及流程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知识复杂性及知识显性分别对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绩效间关系有显著负向及正向调节作用。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模式初探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的模式问题是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的重要课题。硬法治理是美国州际合作的制度基础,软法治理是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次优选择,混合治理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保证。区域一体化没有统一的法律治理模式。各地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应该在合法、平等互利、公开参与的基础上,从区域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选择适合本区域区情的法律治理模式。     

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

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作为群体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从人的类本质、群体本质和个体本质出发,来理解人的价值为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人的类价值、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     

人性与犯罪起源

人性与犯罪在起源上具有同步性。人性在起源的复杂过程中为犯罪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这包括制造工具的产生、思维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形成。犯罪之所以能伴随着人性的起源而发生,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异化。犯罪起源于非规范行为,非规范行为根源于三大差异,即人性的差异。我国在犯罪起源上的传统观点认为犯罪起源于私有制,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用大量材料证明了犯罪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反思

人与自然从和谐到对立,再到新的和谐,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反思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应当重申并牢记一个真理,即人类永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永远不可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保证自身的永续存在和繁荣发展,否则就是自我毁灭.     

论"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

培根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知识就是力量"并非单纯号召人们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则是提出了人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科学纲领,重新规定了人在自然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改变了知识的性质,让知识为社会和政治服务,将知识与力量(权力)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其论述包含着丰富和深刻的内涵。人的类本质、群体本质、个体本质是通过人的实践性、人的社会性、人的需要表现出来,这对于我们理解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论孟子的性善伦理思想

人性善说由来已久,但是在孟子以前性善说没有得到系统详细的论述。孟子从人与动物的细微区别上详细阐述了人性本善,并指出了人性虽善,但是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为了在后天的生活中保持人的善良本性,不至于使人性变恶,孟子又提出了一系列修养方法。孟子的人性论及其修养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法理论中折衷主义的人性基础

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的人性分析方法各有片面之处。折衷主义刑罚理论采用综合的人性分析方法来看待犯罪和刑罚,它的人性基础是辩证的人性论,这也是其成为两大学派走向折衷与调和的理论根基。     

“人性论”与中西法律传统

从“人性论”的角度进一步探索中西法律传统的成因,认识其差异所在,并期望有所收获。     

人性与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即人性。因此，人性是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人性善恶说，曾被作为社会制度的预设前提，人性的发展要求也在影响着制度的变革。反之，制度的优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人性的发展。人性与制度的辩证关系，对我国当今的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人性视阈中政治制度设定的合法性问题分析

伴随着公民政治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制度建构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历史上中西传统人性观进行研究,以便揭示出人性本质,并为政治制度建构提供人性根源的依据,导正政治制度安排中合法性缺失的偏差,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