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之证明模式论

在新一轮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改善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成为了焦点，进行证据立法也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司法实务部门和民间的立法准备工作已经展开，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也正在起草民事证据规则，部分民事诉法学者和民法学者已着手草拟民事证据法，     

证据法发展的实践动力与阻力

一、关于以审判为中心庭审模式的认识误区
　　曾经看过一篇苏联作者写的文章，写的是一个生活体验—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当我们坐的火车停在火车站时，旁边有其他火车经过，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火车开动了。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窗外的静止的电线杆时，才意识到原来只是铁轨在震动而我们的火车并没有动。今天谈到审判中心主义，我就有一个疑问，现在我们的铁轨在动，我们放了很多车厢在铁轨上，诸如“审判中心下的检察改革”、“审判中心下的控辩关系”，等等。今天我们又加挂了一个车厢，就是“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样的车厢挂了好多，但是火车开了吗？     

以审判为中心要强化证据的认证

把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跟证据法结合起来进行研讨，并不多见。其实在解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时，我们从其整体的文字表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主要涉及的就是证据问题。这与以审判为中心原本的意义的是有差异的，因为以审判为中心并不仅仅包括证据裁判、证据收集、证据保全、认证等在内的证据问题，它还涉及整个诉讼结构的变化。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文表述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段话表明，“以审判为中心”表述的核心就是证据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研讨，甚至今后这方面的改革，重点都应该放在证据方面，而学者们所期待的从诉讼结构上进行的改革暂时还很难做到。当然中央已经决定2016年司法改革主要集中在诉讼制度方面的改革，包括以审判为中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我个人认为，期待以审判为中心的的改革能够在诉讼结构、诉讼程序、侦查起诉审判间职权的调整上作出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论审判为中心对检察工作的影响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我国刑事诉讼体制、机制，理念、意识，方式、方法都带来全方位的影响，检察机关承担着刑事诉讼中上承侦查下启审判和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双重职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整个检察工作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检察机关要更多地从审判标准化和诉讼终端性来整体上把握以事实证据为决定性因素的案件起诉质量和诉讼发展走向。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工作必须围绕审判这个中心进行，既要加强对起决定性作用的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又要加强为审判作最先准备的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同时还要加强对自身履行检察权的有效监督。     

我国检警关系完善之构想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国的诉讼模式逐渐向当事人主义靠拢,原来流水线型的诉讼构造或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形态开始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形态转型,与此同时,如何构造符合审判中心主义的检警关系便引起了学者和实践者们的反思和探讨。     

审判中心原则下的证据规则

我的观点跟很多学者不太一样，不论是对于“审判中心”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审判中心”背景下证据运用相关问题的分析。所以，可能我的观点存有偏差，但提供另一种相反的视角，供大家参考、批判。
　　一方面，什么是“审判中心”。第一次接触“审判中心”这一概念是在1999年。当时，我的导师孙长永教授在《现代法学》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因为导师在比较法领域有着高深的造诣，所以我当时判断这应该是域外较为成熟的理论。于是我认真阅读了文章的英文摘要，找到“审判中心主义”这一英文关键词（Principle of Trial centered Criminal Procedure）。但令我感到万分惊讶的是，无论是谷歌学术，还是其他一些通识性的学术网站，trial centered的表述均未作为一种常见的理论术语出现。最近，我又做了大量的学术考证，对“审判中心”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及演变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审判中心应该是我国学者对一种比较理想的诉讼状态所进行的描述，或者更具体地讲，审判中心所参照的理想诉讼形态应是美国刑事诉讼。例如，很多学者认为，在审判中心的理论体系下，一审是事实认定的中心。这是比较典型的美国刑事诉讼，因为美国奉行陪审团审判，在事实认定问题上一审终审。而在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一审可以说是事实认定的基础，但很难讲是中心，因为二审也很重要，既解决事实认定问题，也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包括决策部门提出“认罪认罚从宽”，这在刑罚理念上没问题，但如果以美国的“辩诉交易”为程序构建的蓝本，我们便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在借鉴美国模式：以对抗式诉讼解决程序的正当性问题，以辩诉交易解决程序的效率问题。     

刑事诉讼制度的地方性试点改革

地方司法机关围绕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的试点改革,其兴起并趋于活跃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特有的刑事司法环境所形塑出来的多种因素与多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试点改革由地方司法机关主导,所以,它们在具体的实施中表现出了一些体现中国司法管理与司法制度的运行特点。实践中各种类型的试点改革共享类似的制度逻辑,具有共通的内在特质。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充当全国层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验室",为刑事诉讼立法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素材。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法律改革活动,地方司法机关的试点改革存在诸多必须为我们所正视的技术缺陷。未来应该突破价值论的意识形态藩篱,采取有针对性的弥补措施,促进地方司法机关试点改革的发展。     

审判中心主义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以非法证据排除为视角

由侦查中心至审判中心的转变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是法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审判中心主义要求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起诉都围绕审判为中心展开,相关制度的设计应以审判为中心而设置,在其之下,侦查权的发动与运行受制于法院与法官,对侦查程序产生着重要影响。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侦办这一区别于一般犯罪侦查的不同特性,对职务犯罪侦查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研究职务犯罪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需要在了解审判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及职务犯罪中的证据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探讨职务犯罪在侦查阶段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进路。     

2020年司法改革十大关键词之五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这是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2016年明,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阐明了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具体实施方案。各地法院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统筹安排,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成效硕果累累,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试点一触即发。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证据法问题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中，证据制度作为这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各有关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一些法院在调研的基础上，草拟制定出本地区适用的证据规则。从各地改革的情况看，的确推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与司法制度文明创建。可以从目前司法改革中两个较集中的问题，引发出若干证据法理论问题。     

增值税改革与立法的法治逻辑

增值税的改革与立法都要遵循相应的法治逻辑。审视我国多次实施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及其涉及的法治问题，有助于明晰法治逻辑的重要性。增值税改革和立法应遵循一般法治逻辑，符合统一原则、公平原则、协调原则的要求，以增进改革和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应将增值税的基本原理与法治原则有机融合，体现税收领域的特殊法治逻辑，并据此确立增值税的立法模式、立法结构、立法内容等，从而不断提升增值税的立法质量。对上述两类法治逻辑的全面兼顾，有助于实现增值税领域的良法善治，如将其扩展至各类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会更有助于优化税收职能，推进税收法治现代化，并由此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劳动争议案件若干审判实务问答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制度的改革、劳动者法律意识的提高，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骤增，已成为民事案件中又一热点问题。本文仅就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实务中的若干问题再作探析，以求取得共识。如何认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     

证据法学研究用语不规范问题初探

法学研究强调逻辑的严谨性以及语言的规范性,作为法学分支学科的证据法学当然亦莫能外。但是,近年来方兴起的证据法学科,在我国开展的时日尚短,且一直与传统的证据学学科之间纠缠不清,以至于我国证据法学的学科体系迟迟不能建立,甚至连作为学科基础的基本概念都未能达成共识,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理论研究和证据实务中用语不规范的问题一直存在,混用、误用基本概念和术语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影响到理论研究的严谨性,甚至干扰到实务操作的实效性。     

论英美证据法中的相关性

相关性是普通法证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原则。在英美的证据法理论研究中，关于相关性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一些关键词，如“实质性”与“相关性”、“逻辑相关性”与“法律相关性”等展开，并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与冲突。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认识作出梳理，并进行初步的探讨。     

芜湖量刑程序改革试点顺利结项

本刊讯2011年7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安徽省芜湖市两级法院共同开展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项目结项会议在芜湖召开。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实务界和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     

民商事审判: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司法保障——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国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工作，由于其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紧密相联，审判效果直接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的重要特点，决定了民商事审判工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这是出席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９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各高级法院分管副院长和民事审判二庭负责人所达成的共识。本刊记者就人民法院如何开创民商事审判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采访了…     

现代证据法的兴起

本文对这样一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即现代证据法是从民事诉讼——律师长期以来活跃于这一领域——中发展而来的，直至律师经常性地现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时候，现代证据法才扩展至刑事审判领域。通过运用新近获得的记录民事和刑事审判的报道册子，本文则认为现代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最早形成于刑事审判的竞技场（rough—and—tumble arena）．随着那些熟悉刑事实务的律师为其民事委托人的利益而开始对证据采用一种更富攻击性的方式．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逐渐从刑事案件扩展至民事案件。     

量刑规范化试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重要的司法改革项目，是刑事审判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进行试点。为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量刑指导意见》有关内容，本文结合在起草《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与读者一起研究探讨。     

刑事证据“生命流程”的理论阐释

如何理解刑事证据是刑事证据法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研究认为刑事证据法主要作用于审判阶段的定罪问题，对刑事证据的理解也更多从结果角度、静态角度进行，忽视了对证据生成、收集、保存、提出等过程的整体关注。刑事证据的“生命流程”从整体刑事诉讼程序出发，关注证据生成、收集、保存、提出、运用等整个过程，展现证据流转的动态变化，强调证据的可追溯性。从过程视角审视刑事证据，强化了审前证据与审判证据的连接，将证据法置于一个更宽阔的发展平台，有助于促进我国证据法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变革。     

《人力资本出资问题研究》（法律科学文库）

人力资本不能作为股东向公司的出资方式，既是世界各国公司法的通例，也是公司法学界的共识。但是，人力资本理论与公司运行实务均对此提出了挑战，而人力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突出重要性也要求对此进行探讨。本书围绕着“人力资本能否成为出资”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