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的自治性评析——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有清一代,商人们在长期的商事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商事习惯,同时也积极地建立公所、会馆这类行会组织并制定行会规约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清代律典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律例以及地方官府判决是清代行规制定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商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立法空间。由律文引申出的自愿原则被官府作为审查与监督行会与行规的标准。这些都使得清代的行会规约体现出了很高的自治性。国家权力不过多介入商业社会,政府充分尊重商人们的自治精神,这在当下仍有一定的价值。     

试析清代对民间市场的法律保障

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民间市场秩序,制定或完善了适合各自地方情形的地方法和习惯法,同时强化契约信用管理。具有行业自治性质的行会注重规约来约束其成员的商业行为。     

商业行规的类型化及法律适用

商业行规是实现商业行业治理的基础，是商事法治完善的重要构成，绝对否定商业行规法律约束力的理论与实践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文章将商业行规划分为正式商业行规与非正式商业行规两个基本类型，前者等同于商事惯例且具有法律约束力，可作为补充性法源予以适用，而后者不同于商事惯例，亦不具法律约束力。通过商法理论解释和案例统计分析，文章对正式商业行规与非正式商业行规的分类意义，以及正式商业行规与非正式商业行规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思路以及相应对策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和民法典分编制定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论行规的法律效力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行规是行业协会制定、并由行业成员共同遵守的自律性行为规范。其约束对象是行业协会的成员,是经营者自身。行规不能约束消费者的行为。现实中的一些所谓的行规违反了国家法律,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国家应通过立法规范行规的制定和内容。     

由《类成堂集》看清代湘潭闽商的联合

湘潭是清代著名的交通贸易枢纽，各省商帮汇集于此，建立会馆，形成商业社会的繁盛局面。闽商是其中较活跃的一支力量，在清前期迅速获得发展壮大。《类成堂集》详细记录了闽商会馆“十闽堂”依托妈祖信仰勇于开拓，继而发展壮大，大量购买田地、房屋、店铺，举办节庆活动，祭祀神灵，制定规约，举办演戏等文娱活动的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闽商在湘潭的发展历程。     

清代土地权利中的“坟禁”习俗探析——基于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代社会,"坟禁"是一种重要的民间习俗。清代法律对于官山上的"坟禁"大小作了强制性规定,但是私人之间则可以通过契约对"坟禁"的大小进行自由设定,法律并不作太多干预。由于"禁步"不仅关涉土地权利,而且还同风水观念、孝义伦理相关联,由"坟禁"而引发的"田土"争讼就比较常见。官府在审断官山上因"坟禁"而引发的讼案时会参照《大清律例》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会尊重私人之间的"田土"契约,如果"坟禁"既非官山,又没有"田土"契约进行设定时,官府则会认同当地的民间习俗。由此可见,清代官府对于"坟禁"问题的处理原则同现行的《物权法》具有惊人的相通性。     

川西著名佛教寺院——文殊院

文殊院位于成都市西北角，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它的前身是唐代的妙圆塔院，宋时改称“信相寺”。后毁于兵灾，传说清代有人夜见红光出现，官府派人探视，见红光中有文殊菩萨像，便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集资重建庙宇，称文殊院。     

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再探析——以巴县档案中的坟产讼案为中心

在清代的民事审判中,官府并非严格依照《大清律例》,而只是参照了《大清律例》的基本原则。《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除了具有参照作用外,还具有威慑作用和原则的指引作用。同时,由于民间习俗得到司法认同,官府在审断中还需考虑＂天理＂和＂人情＂等因素,州县官通常将＂情、理、法＂作为一个＂整体性＂原则来考量具体案件。因此,清代的民事审判不是黄宗智所谓的严格＂依据律例进行判决＂,也并非滋贺秀三所言的＂依据情理＂进行＂教谕式的调解＂,应该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     

宋代工商业行会组织及其职能

工商业行会的形成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密,宋代行业数目大大增加,从业人员骤增,工商业行会组织得以形成和发展。宋代的行会有行、市、团、作等称谓,形式也不拘一格。在统一的行业组织下,行会履行其职能,各行各业得到快速发展,促进了古代城市经济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罪犯递解途中的意外事故及成因分析

罪犯递解是清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递解过程中，经常发生解犯逃跑、病亡等意外事故，影响社会正常秩序。为了防止这些意外情况的发生，清朝廷制定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同时惩前毖后，对逃跑的解犯和失职官员进行惩罚。探讨这些意外事故以及清政府相应的处理措施和制度。对研究清代递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认识清代的社会制度。     

清代诉状制度研究

清代诉状长期由各地自行设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不过在统一王朝之下,清代各地诉状在基本内容方面又表现出高度统一性,如普遍限制字数,详列告状不准事项等,集中体现了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府的“抑讼”理念.清代传统诉状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弊端,最终在清末法制改革中为新式诉状制度所取代.     

实行行业自律 推动产业发展——青岛市崂山区天文化产业协会简介

崂山区文化产业协会成立于2005年12月，是山东省首家成立的文化产业协会，下设网络行业，印刷行业，出版发行行业，歌舞娱乐行业，音像制品行业五个专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团结全区广大文化产业经营单位，制定行为，行规，实行行业自律赕会员服务，维护行业整体利益，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联系的桥梁，为规范，发展和繁荣崂山区的文化产业做出贡献。     

从苏州碑刻看清代社会保障体系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清代苏州地区已经拥有了由宗族、行会以及城乡所设立的三种保障机制,它们共同构成了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保障机制不仅救济的范围相当全面,而且都有一套完善、系统的管理模式。基于这些特点,清代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有效地发挥职能并维护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保障机构多元化、保障程序制度化等重要理念在我们当下仍有其一定的价值。     

清代太原的公益性教育事业——义学

清代是太原义学的发展时期,这种为贫寒子弟提供免费教育的蒙学有其独特的运作管理模式。作为清代太原多种办学形式之一,在经商之风盛行、教育衰败的太原,义学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官府的倡导下,义学的兴建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尤其对地方风俗教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逐渐在社会下层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起清代百年坟山案件的背后:观念、制度与技术的分析

坟山案件是清代最常见的案件类型之一,江西省义宁州的明仲公定案错综复杂,参与人数多,缠讼百余年。透过此案,可以看出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官民冲突与融和。从观念层面来看,受官本位、无讼观念的影响,官方将坟山案件视为"细事"并予以打压,而受敬祖、宗族观念的驱使,民众顽强地进行诉讼。从制度层面来看,终审制度的阙如使当事人不断翻控成为可能,而为了平息诉讼,除了判决,官府也重视调处结案。从技术层面来看,官员会根据案情灵活地选择法律、情理等裁判依据;另外,为了使处理结果得到当事人的支持,利益平衡也是常用的裁判技术。     

国际惩治战争犯罪历史的研究——从日内瓦法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未来趋势

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为惩治战争犯罪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前南法庭规约对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但该规约规定国际法庭应优于各国国内法院，超出了国际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削弱了法庭的意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最新发展，在吸收刑法原则、改进管辖权及触发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仍含有理想主义成分，在处理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上也尚待改进。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史反映出规范审判组织、增强强制性和优先发展个人犯罪惩治的趋势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制化进程引论

人民政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因为这种民主形式是建制化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建制化是建构组织、制定规范、研究理论，进而规约协商民主开展的动态过程。这一进程始于一届政协的召开，经过不断探索已经搭建起完整的组织平台，制定出健全的组织规范，展开了专门的理论研究，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运行原则、基本职能及其实现形式。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基本实现了建制化。     

清代黔东南苗族社会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以文斗寨解纷文书为研究对象

清代苗族解纷文书如诉状、判词、告示、乡规、契约等对于研究清代黔东南苗族地区在剧烈社会变迁背景下纠纷解决方式的演变,展现苗民真实的法律生活和司法图景具有重要价值。清代黔东南林业贸易的繁荣和＂流官＂体制的建立,促使苗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理师诵唱＂演变为＂请中理讲——禀（送）官究治＂,衍生出民间调解、官府审判、官民互动相结合的苗民独特的解纷模式。     

澳大利亚执行《罗马规约》的分析及其启示

《罗马规约》的制定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各国终于在保护人类基本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方面,规约的规定以及随后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缔约国乃至第三国的国家主权都造成了一定的侵蚀。规约的缔约国因此对规约的执行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在这其中,澳大利亚对规约的执行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澳大利亚在注重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协调的同时,保护国家主权,关注国家安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南京的书院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教育机构,始于唐代,最初是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为私人或官府设立的读书治学的地方,元代书院已经遍及各路、州、府,明代的书院已达1200所,清代则多达2000多所。南京的书院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北宋的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