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然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自然观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其精髓要义包括:自然是"历史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和实现"两大和解"等,呈现出辩证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等特征,为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汲取和发展马克思自然观,不断强化生态价值观的引领、加快产业向生态化转型、完善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和深化全球生态治理合作。     

从生态伦理观看人与自然关系的构建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对自然的内在价值严重低估,生态环境遭受任意践踏.在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已开始警醒和呼唤生态文明的到来.人类必须重新审视大自然的厚重的内在价值,测度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及人类主体性的发挥,在传统生态伦理观基础上重构生态伦理与环境伦理,维护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自然"的新生态伦理观,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自然观的以人为本与生态取向

马克思自然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始终把人、人的实践活动、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作为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认为人作为相对于自然来说的主体性存在,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目的,又是惟一可以依靠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能动的调控者。生态取向正是马克思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实依归。马克思认为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条件,同时他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并指出随着生产关系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能够通过全社会的共同控制,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的自然观并不因为主张以人为本而陷入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反,它避免了生态中心主义因主张消极适应自然而陷入生态保护的空想误区,从而在更现实、更科学的基础上体现了自觉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取向。     

建设生态文明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正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传统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同时,他还反复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些论断,蕴涵着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     

生态文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文明不仅是人类社会的进化，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文明阶段：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不同的文明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人们的思想意识不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在原始的采猎文明中，人类在自然面前十分弱小，生产力水平低下，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采集和渔猎是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人和自然浑然一体，存在一种原始的和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进入了农业文明时期。几千年农业文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趋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生态观的关系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类文明走向何处”,是在世界经历工业文明转型、人类遭遇生态危机时所提出来的,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之问。对此,马克思给出了通过社会有机体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和解”,走向共产主义的答案,显示了其理论的深邃性和彻底性。“人—自然—社会”所构成的整体性的社会有机体建设,是马克思和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共同的难题。社会整体解放的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永续发展理念、实践指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相承之“脉”。从社会指向、动力维度、保障机制、路径方法等方面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别于马克思的生态观,体现了其创新之“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话语体系表达,并不承担意识形态输出、制度渗透等功能。生态文明是在新时代为应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而被提出的一种新型社会文明形态。     

论马克思“劳动观”的双重视角 ──基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不同立场

马克思对“劳动观”的阐述具有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双重视角。对于前者,马克思一方面从具体中抽象出具有永恒意义的劳动价值──劳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又从具体中解读出工业文明的劳动模式（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之本根上的人性悖论与反自然性,揭示其不可持续的质底。对于后者,马克思规定了“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内涵,剖析出个人、社会、人类三重视角中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并提出了如何用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妥善处理这三重关系,以解决劳动可持续性问题的见解。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本质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科学地阐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前提是尊重自然规律,倡导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对将自然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体或者对象。立足于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道德原因在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和"发展至上"思维方式的负面效应。我们需要在中国生态文明道德建设中树立尊重自然规律的理念和坚持可持续发展观。     

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新定位

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导致了全球生态恶化 ,进而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 ,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与反省工业文明的“负效应”即全球生态恶化这一现实。转变价值观、发展观、消费观和科技观 ,加强制度他律和道德自律 ,实现从传统工业文明向新的生态文明转变。生态文明为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协调发展找到了最佳路径与新的价值标准     

生态价值观的应然性——基于生态价值可能性的分析

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应是和谐统一的,但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价值观的缺失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为此大多数人主张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呼吁建立以生态价值为核心的新型价值观。生态价值观肯定自然本身的价值,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超越。探求生态价值的可能性旨在为生态价值观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在中国的“本土式”完善与发展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所做的全部努力与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质的提升与飞跃,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发展的文明形态之一,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概念,是被上升到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道路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资本对自然的宰制日渐加深,生态困境日趋严峻,人类的创造性力量呈现出摧毁人类生存根基的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推动我国在新时代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为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建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     

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历程及其未来走向探析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历久而恒新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内容。在新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经历了"和谐—失衡—再和谐"的曲折发展历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现实困境,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平等观与价值观、生态伦理意识、生态文明、文明休闲和制度环境等是实现人与自然终极和谐的有效路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自然财富观的当代重构

对马克思自然财富观的再思考,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认识自然财富观的重要性以及传统自然财富观的弊端,从而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匹配的自然财富观。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人,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人对自然的态度转变,其中最重要是财富观的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我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的自然财富观,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自然价值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本体论等重要思想观点,实现了对马克思自然财富观的当代重构。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想取得预期效果,仍需以马克思自然财富观为理论基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目标,引导全民树立正确的自然财富观,并自觉参与到生态文明的建设和成果的维护中。     

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阐明了人和自然之间是通过实践的中介实现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异化"劳动导致"自然的异化"等观点。其理论特质在于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来剖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理论根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价值诉求。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潮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兴起的。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并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人类文明发展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

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界的特殊存在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节起到重要作用,正确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轨迹,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根据不同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可将已知的人类文明分成四种形态:人类敬畏自然的原始渔猎文明;人类初步开发自然的农业文明;人类主导自然的工业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梳理四种文明形态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促进人类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善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出发,按照美的规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与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思想一脉相承,体现出求生态之真、致生态之善和臻生态之美的有机统一。     

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史和人类史合二为一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视野,是他们诠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范式,从而在理论上构成了关于自然与人类关系的生态哲学。而关于未来社会变革目标的"两个和解"观点,则为今天的生态危机,同样也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危机的最终解决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创新意义及其现实启示

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乃人与自然关系的创新学说,具有对工业文明生存方式的本根性批判意义;据此,它理所当然会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生文化启迪意义。这具体表现为：首先,鉴于中国物质资源匮乏的国情,我国必须遵循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把“消费”建立在“生态消费”的基础上。其次,鉴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境遇,我国必须依据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引入“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最后,鉴于我国“单面人”生活方式盛行的现状,我国必须延伸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格局——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探析

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主要表现为:随着工业文明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日趋退化的事实展露,中国人懂得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质底。它具体表现为:在生产方式上,工业文明的经济系统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文明所需的生态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更新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在消费方式上,工业文明必需的"过度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倡导的"适度消费"模式的对立;在文化价值观上,工业文明将"贪欲"视为社会创新与进步的动源(动力之源与动向之源)的观念与生态文明控制"贪欲"以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換关系"的见解的矛盾。邓小平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在承认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综合、平衡与协调中国发展所需的各种目标,在此基础上采取尽可能向生态文明倾斜的对策。邓小平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容否定的境遇中,他只能否定那种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的现代化,代之以"兼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这使得他能在利用"资本逻辑"的同时限制"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文明作用。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并不能完全实现生态文明。因为既然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反馈对立的质底,那么"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作用也就是本根性的。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只能降低其破坏程度,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破坏,就得最终超越"资本逻辑"。依据这种视角,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只能算是"过渡性"、"中介性"的生态文明理路,它有待于接踵而至的"可持续发展观"来超越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