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基层形式主义的研究综述

近五年来,学术界对于基层形式主义的关注日益增加,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党和国家重点解决的问题。关于基层形式主义的研究我国学者主要集中在表现、成因和治理对策等相关研究。在充分肯定取得的研究成绩的基础上,在以后的研究中:应重视对基层具体工作中形式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坚持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系统分析基层形式主义产生的多维成因;治理途径应加强对外部制约力量的研究。     

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表征、生成及治理

基层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多样,特征鲜明。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基本表征为,重视数字形式忽视工作效果、强调留痕漠视效率、热衷技术应用轻视人文关怀。科层制给予的压力、目标考核的推动、晋升激励的驱使、问责机制不健全的助涨,构成了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生成机理。有效解治基层数字形式主义,需要调正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加强数字化顶层设计消解数字贫困、完善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数字治理、健全容错机制提升基层干部数字执行力。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分布形态、生成因素与治理路径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数字治理时代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已有研究还停留在对现象本身的整体画像层面。综合田野调查证据,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工作任务、治理层级、干部群体和区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呈现出差异化的分布形态。这一现象的蔓延,本身就是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投影,因此其化解之道根本上在于推动治理责任和治理资源同步向基层下沉,并赋予基层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此外,通过对微信工作群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载体进行必要的限制,也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     

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及其实践解释向度——基于京郊B村的实践经验

"基层减负年"以来,"文山会海"实质性压缩,但形式主义并未根除,甚至出现了"减负悖论"。研究发现,以形式主义的"病灶"为划分依据,其可以分为"功利主义""主观主义""体制机制"视角下的三种类型:即领导干部的"利己主义"、"完美之治"的治理理念、缺乏联系群众的机制及基层政府无匹配性权力与资源导致的形式主义。为此,须分别进行作风建设与用人制度建设,反思和重建当前的服务型政府理念,重建联系群众的机制及改革权责失衡体制。以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治理错位"的概念可以解释"甩锅行为""减负悖论"等的基层治理乱象,这启示形式主义治理实践应着重于"主观主义"和"体制机制"的视角。     

党员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重点、难点在基层。在多元治理主体的社会,广泛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是基层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的有效途径。当前,党员志愿服务存在着注册人数少、形式主义、一阵风、水平有限、不够规范以及人财物资源难以保障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党员志愿服务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构建党员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势在必行。     

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形式主义悖离党的群众观念、增加基层负担、阻碍整体工作、影响政策执行,是党和人民的大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形式主义存在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根源,科学认识了形式主义自上而下的形成逻辑,认真把握形式主义存在的行为动因与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力戒形式主义的实践方略,即树立常态化治理观念、坚定理想信念、建构清晰的制度导向、创新工作方法等。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南宁市治理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研究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战略思想,南宁市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通过分析当前南宁市治理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做法及成效,总结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进而提出治理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视角中的基层治理

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通过地方政府实施基层治理。因为国家任务的差异,导致地方政府实施基层治理动力机制与行为方式的差异。从汲取角度来看,国家与农民关系可以分为从农村汲取资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三个时期。从农村汲取资源时期,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可谓“打成一片”;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比较疏离;国家大规模向农村转移资源时期,出现了农民客体化的问题,当前时期基层治理中出现的虚功实做的形式主义,即与此密切相关。     

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的法治困境与强化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既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基层维稳工作的一次检验,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面临着全局稳定与局部隐患并存,思想上高度重视与认识不准确、不到位并存,手段上严厉有余与规范不足并存。基层维稳法治化也面临着专门法律制度缺失,基层维稳无法可依;部分领导干部法律责任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基层群众法治意识淡薄,守法上存在障碍。因此,建构法治思想宣传机制、法治思维养成机制、法治方式监督机制、法治维稳推进机制、法治信息化交流机制、违法行为严惩机制成为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的法治化路径选择。     

党内形式主义治理的机制分析

随着党内形式主义的整改不断推进,出现了"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反策略手段,主要表现为对形式主义整改措施的异化执行.党内形式主义防范、整改机制被异化、偏用,主要与相关机制存在缺陷、漏洞有关,尤其是干部学习教育机制、干部选拔考核机制、形式主义甄别机制、形式主义问责惩罚机制存在缺陷.为有效遏制并根除党内形式主义,必须完善克服党内形式主义的相关机制,形成有针对性、前瞻性、系统性的党内形式主义治理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困境与解决机制探究

面对新常态背景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着基层农村领导人才缺乏、产业振兴存在困难、"新形式主义"导致发展瓶颈、农村文化和生态问题突出、农业教育缺失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探索新的机制,发挥基层党建领导作用,优化权责,加强监督,增加科技创新资金,注重协调与法治,建设法治乡村、美丽乡村。     

部委主导型基层社会治理试验的结构化困境及其化解——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

试点试验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广为使用的重要方法。当前部委主导型基层社会治理试验面临着数量规模的显著扩张,但真正能够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深刻变革的地方经验并没有同步增长。基于"结构-过程"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这类改革试验实际上面临着多重结构化约束,包括对上负责的问责结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结构、漏斗型的动力结构、相对分散的分工结构。受此影响,实践中可能出现基层民主失范、社会发展失衡、形式主义抬头、公共利益受损的伦理风险。这些潜在的伦理风险通过科层组织的吸纳机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纵向条线中的控制机制、试验绩效的评估机制沉淀为实践张力,导致相关试点试验项目难以取得实效。未来,应当通过持续改革来改善相关试点试验的结构化环境,以实现新时代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目标。     

论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的复合性及复合治理

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空转"成为常态,它是由外生原因造成。这种社会治理空转现象具有可修复性。社会治理"空转"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空转、体制性空转和政策性空转三类。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两种社会形态的叠加与重合导致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成为所有公共行为共同具有的属性,即转型社会的复合性特征。过渡社会的异质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同一性,重叠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形式主义侵蚀着社会治理的法治根基,从而引发了社会治理的空转。复合型治理通过整合现有的治理模式,拓展社会治理时空,实现多种治理模式共存,可以满足社会治理多元性、异质性的需求,是根治社会治理"空转"的良策。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递减的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及其机制协调

新时代基层社会整合、党的建设现代化、政府公共服务、基层社会稳定等时代需求,都呼唤党的基层组织不仅参与协商治理,而且成为基层社会元治理主体,在协商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基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开放式建设协调基层治理主体、规范治理内容、拓展治理途径、强化治理目标,已较好地发挥了治理和元治理功能,但还存在着党建目标不够聚焦、组织体系碎片化、运行机制缺乏长效性、对技术赋能把握不够等问题,影响元治理机制的运行实效。提升基层党建治理功能,需要以元治理为目标实现基层党建的深刻转型,建设包容社会治理工作体系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实现元治理与协商治理的机制性协调,依托技术治理途径助推现代化党建体系,以进一步实现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