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司法实践中对表见代理的认定

表见代理制度的确立,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对交易安全保护的重视,但在司法实践中表见代理的认定存在很大的争议。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完善表见代理的认定依据,才能真正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从故意伤害案件的处理现状看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文明的必然选择,是维护社会稳定,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对公安工作特别是对刑事侦查工作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基层办案单位办理各类案件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一则案例看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

赌博作为一饱受诟病的不良文化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学、社会学等理论领域和刑事司法实务界对禁止赌博、赌博行为入罪处罚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但现有的法律规定和理论研究在如何界定开设赌场罪及开设赌场罪的共犯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认定处理也不统一。拟从一则案例入手,分析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并提出对开设赌场犯罪的立法完善意见。     

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导公安执法实践初探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举措。公安机关在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时,必须转变观念,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目标,借鉴恢复性司法制度,积极探索轻微刑事、治安案件非司法化处置的有效形式,改进羁押性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刑罚执行方式,进一步深化适用违法犯罪人员非监禁化处遇措施。     

公安调解与司法审判的契合运作

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安调解与司法审判的契合运作是大调解机制的一种具体形式,具有政策、实践和法律的依据。要坚持大调解的基本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和业务指导,建立契合运作的组织形式,法院要依法确认和支持公安调解协议。     

论公安党建与思政学科建设——依据、方法和价值

在人民公安保卫工作百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探寻公安党建与思政学科建设的基本依据,探讨开展公安党建与思政学科建设的主要方法,并据此产生鲜明的价值导向和时代意蕴,以充分说明新时代开展公安党建与思政学科建设具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双重劳动关系司法认定的理念与方法

我国立法上关于双重劳动关系还缺乏有效的规范,法院在一般是将第一重劳动关系之外的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本文提出,司法实践中应当遵循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平衡利益需求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理念,将双重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按照特定的裁判方法路径,实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权利义务的对等。     

毒品犯罪中“形迹可疑型”自首的司法认定

关于＂形迹可疑型＂自首,司法实务界和学界一直存在分歧,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和适用上也存在偏差。由于毒品犯罪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有不少随意扩大形迹可疑的范围而错误认定毒品犯罪＂形迹可疑型＂自首的情形。本文对＂形迹可疑＂的词义和＂有关组织和司法机关盘问、教育＂的理解、对＂形迹可疑型自首＂的法律特征、毒品犯罪中＂形迹可疑型自首＂的司法认定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力求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全面的认识理解,并对不同情形进行明确界定。     

扒窃行为特征与追诉标准的司法认定研究

2013年4月新公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将扒窃定义为“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行为包括时空特征和对象特征两大行为特征.时空特征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对象特征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在司法认定存在都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在追诉标准上,应当合理地确定扒窃之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应当确立扒窃与盗窃罪其他四种入罪标准竞合时的处理原则.     

司法实践中能否认定自首的几种情形

在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自首条文新增加一款规定,将如实供述（习惯上称之为＂坦白＂,笔者在下文中也暂且将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67条3款简称为＂坦白＂）可以从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从轻情节,足见我国刑事立法对自首或者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所秉持的是宽缓的态度。然而对于该条款的准确适用,则是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几种能否认定自首的情形进行逐一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公安赔偿中职权界定的理论与实践

国家赔偿法规定,构成国家赔偿的要件之一是职权行为违法。在处理公安赔偿案件时,必须正确区分公安职权行为和非公安职权行为。界定公安职权行为的基本要件是:公安职权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公安机关和公安工作人员;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行使的是公安职权行为而不乏非职权行为。界定职权行为时应注意区分公安职权行为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行为;职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不能构成国家赔偿的职权要件,公安机关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公安赔偿中,除了确认属于行使公安职权违法侵权外,还应区分是行政职权侵权还是司法职权侵权,以利于正确实施国家赔偿法。区分赔偿案件性质的原则有:依据职权行为确定赔偿案件性质的原则;在规避法律行为侵权案件中,依据所规避问题的性质,确认赔偿案件性质;自由选择原则。另外,在联合执法中赔偿义务机关应是联合执法检查中的具体职权单位。     

对格式条款的司法认定——基于两起合同纠纷案例的分析

对格式条款的认定,既应依据形式要件,也要依据实质要件。格式条款不仅会出现在消费合同中,还可能出现在经营者之间签订的合同中。对格式条款的司法认定,要在把握立法者用意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格式条款的适用条件,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和契约正义原则谨慎判定格式条款效力。     

从数字资源开发看公安特色数据库的建设与发展

公安文献信息数字资源主要来自公安机关、院校、协会等建立的特色数据库;建设特色数据库应全面掌握公安业务信息,深入了解公安学科专业设置状况,在与其它公安院校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鲜明学科、专业特色的数据库体系,以便更好地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以裴某为首的犯罪组织为样本

我国法律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致使司法实务中在理解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上存在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时,应注意把握对行业、区域、控制程度的理解。对一个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判断是一种法律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并不影响该组织的实际性质;黑社会性质组织维持结构稳定的要素或纽带既可以是团体的纪律,也可以是组织者、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以及组织产生、分配的利益。对其经济实力特征的认定,不宜对立法解释规定的＂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作狭隘理解。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行为的理解,应紧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侵害客体和本质特征,即限于扰乱公共秩序,包括扰乱公共生活秩序和公共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     

犯罪主观明知推定适用中“合理解释”的司法认定

刑事推定对解决主观明知的证明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推定的事实并非绝对真实,有可反驳的余地。为此,我国司法规范性文件中规定了合理解释的反驳方式,但合理解释的认定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在推定明知时,对于行为人辩解是否需要提供证据、解释是否合理把握不准,易混淆可能知道与明知的界限。同时,部分审判机关在裁判文书中对行为人辩解鲜有回应或陷入循环说理,裁判结果令人难以信服。为完善犯罪主观明知推定规则,需要在明晰合理解释性质的前提下,依据客观事实和证据,结合事理、情理、常理判断该解释是否足以动摇推定明知的成立,从而认定是否合理。     

关于公安考评中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问题的思考

考评不仅关系到对一个地方工作好坏的评判,更重要的它是工作导向。文章分析了当前公安考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强调要用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来指导考评工作,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论侵犯名誉权的司法认定——珠海中院（2013）珠中法民一终字第1100号判决书研读

珠海中院（2013）珠中法民一终字第1100号判决书为研究名誉侵权案件的司法认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反映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否定者不负证明责任的古老法则,侵权人应就所言事实为真承担证明责任。名誉侵权行为指向的对象特定的认定标准并不仅限于指名道姓,只要侵权人的表述足以使人认定为某人也应认定指向对象特定。名誉侵权行为是否成立与诽谤字数的多少无关,侵犯名誉权损害事实的认定应以侵权行为是否为第三人知悉为标准,至于知悉人数多少,不影响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     

从西方司法实践看警察行为的司法审查——以涉及恐怖主义犯罪案例研判

对警察行为的司法审查，是一种重要的法律监督手段，是保证警察机关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依法执法的重要途径，是西方传统法治理念和分权理念的一个平衡点，亦是一个冲突点。当今世界，涉及恐怖主义的案件时有发生，在处理此类案件中，法治理念和分权理念、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本文从德、法、英三国的司法实践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观点出发，从一般案件到涉及恐怖主义案件，来研判司法机关应如何对警察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希望能为正确处理此类案件，提供有益借鉴。     

社会本位司法理念中国化研究——从民国的理论与实践展开

民国时期,中国法律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使社会本位司法理念具有中国化的可能性。政治领域的"党国体制",使国家主义与司法党化成为中国式社会本位司法理念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妥善处理与传统司法的关系及注重发扬"法治"内涵,是社会本位司法理念中国化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