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绘画意象”

中国古典诗词与绘画在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独特的审美趋向。中国古典诗词与绘画虽然在再现与表现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感的手段上有所不同,但古典诗词借助"绘画意象"构成语言,营造出了使我们产生丰富联想的"语境"。     

试论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康德论崇高,认为有力与量的崇高,前者是力量或气魄的巨大,后者则是体积的巨大。朱光潜先生则把崇高一词直接译为“雄伟”。“崇高”和“雄伟”,在我国古典传统美学范畴中则被称之为雄浑美。雄浑美在审美体验中属于阳刚美。我们这里所说的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在传统美学中亦可称之为雄浑美、阳刚美。 中国非凡的革命历史造就了非凡的领袖毛泽东,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磅礴气魄和笼罩寰宇的气势,他胸襟宽广,审美视野开阔,他的五十首诗词以壮美的情思、恢宏的气势,震撼着我们这个古老诗国的诗坛。     

古诗词英译中意象的传递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诗词审美的一个要素,其含蓄婉转使西方诗人为之着迷,其隐含的互文联想在原文读者中亦不甚明了,更何况对于译文读者。该文探讨了意象说的由来,并采用互文性理论分析了译者对意象的四种传递方式:重组、再现、歪曲与转换,及其造成的失落与歪曲,旨在说明研究意象的互文性及其传递方式对于提高译者和读者的审美能力、审美经验与审美感应来说是必要的。     

诠释与新变──当代文化视野中的古典诗词

在当代学术视角下，对古典诗词进行重新诠释不外乎美学批评、文化批评两种模式。进行关学探视，见到的是古典诗词的灵魂；进行社会文化考察，见到的是古典诗词的“原生态”。当代也正是通过这两种“现代化”模式的学术研究，揭示出古典诗词的文学价值、文学史价值、文献价值，达到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的研究目的。在“古为令用”视角下，当代古典诗词主要体现出四重价值，即社会政治价值、人类文化史价值、审美欣赏价值、创作借鉴价值。当代对古典诗词的吸纳、利用方式主要有：用其意蕴、用其语句、用其意境、用其形式以及用其原理等，从而使古典诗词的“关貌”和“灵魂”在当代文艺创作与文化消费中得以再现、“复活”。     

郭沫若：毛泽东诗词解说者的尴尬

毛泽东诗词集中发表后,解说毛泽东诗词便成了郭沫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他在解说过程中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以他的古典诗词修养及文学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不应发生。     

论艺术创作及欣赏过程中意象的生成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意象",是"意"与"象"的并置与化合,是一种生成和动态的平衡.艺术创作过程中意象的孕育与生产的两个阶段是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两个过程;艺术欣赏时意象的生成是欣赏者对艺术品意象的再发现过程.意象具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使艺术创作和欣赏时生成的意象饱满圆涨.艺术的魅力蕴含在审美意象之中,艺术的根本功能就是其审美的功能,而审美,正是艺术创作和欣赏时意象的建构和重构也即审美意象生成的过程.     

《易传》与中国古典美学

《易传》是对中华古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经典文本。其对中国古典美学之影响最著者有四:“依天立人”的中道天人观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奠定了古典审美天人相融的基本主题;“立象以尽意”命题转化为意象审美范畴后,揭示了人类审美活动的感性思维方式;“阴阳”范畴启发了古典艺术形而上的追求和形而下的辩证的艺术创造智慧;刚健宽厚的君子人格追求代表了中华人格自我砥砺的生活审美传统。     

“志”“情”之辨及其“表现”向度

学术界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很少从“表现”的角度对它们研究。所谓“表现”，一般指艺术家运用艺术手段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理性的、情感的因素比较显著。如果从“表现”层面来研究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则主要指“偏于自我表现”的内涵。本文在辨别“情”“志”的基础上从中国古典美学“表现”的视角对“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进一步研究。     

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代虽无“悲剧”的概念,却产生了大量的悲剧作品。尽管与西方悲剧迥然有异,但诞生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古典悲剧有着属于自己民族的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心理。悲剧人物以善良柔弱的女性为主;悲剧情感呈现悲喜交集的中和之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双重结局体现出“团圆之趣”。     

是疏漏,还是有意回避?——与屈光先生《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商榷

弗洛伊德以“无意识”为核心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催生了现代心理学的产生,而且对西方意识流文学具有发生学的意义,在用西方意识流文学理论观照中国古典诗词时,不应对“无意识”和“性本能”命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只能说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大量意识流表现技巧的运用,但不能说中国古典诗词中有意识流。     

诗词的救赎

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我们的唐诗,真的是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一种文学样式,同时又是我们民族从古至今代代相传、潜移默化的文化营养。即使过去了上千年,它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精神,还是那样息息相关,而且与我们的距离还是那样的近。     

创作论视阈下“兴”的情感演绎

“兴”精微深刻的意蕴贯穿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始终，由“兴”派生出来的多重组合界面如感兴、兴会、兴象更是渗透其中，其所发之情在创作中梯次演绎，运行轨迹十分清晰：由感兴一创作情感的触发到兴会一情感的深层体验，再到兴象一情感的构形。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体验过程，是创作主体由所感受的自然情感到审美情感的转化与升华过程，这一活动链，构成了兴的内在结构之体系。     

“情景交融”刍议

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写景抒情之作占有相当的比例。在这些作品中,诗人或借景抒情,或以情写景,景与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在一些优秀的诗作中,诗人常能使自己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读之常     

当代大学生古典诗词审美的特点与原因

当代大学生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中国古典诗词也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审美趋向、注重艺术技巧和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及两性审美趋同的审美特点。     

中国古典诗论中的诗趣论

“趣”是我国古典诗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衍化于唐前,成型于唐宋,盛兴于明代,深化于清代,在历时视野中呈现出不断提升与拓展、深化的特征。“趣”作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标示出了我国古典诗论对诗歌审美本质及其特征的多样性认识。     

诗通大美当悟之中国古典诗歌之趣

在当前的全民诗词热潮中,存在着读诗多、求广博而失之偏杂的问题,也始终不乏流于形式、流于表面、强调简单记忆和模仿的现象。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追求的大道,是一种天地之大美。阅读诗歌,应重点关注诗之趣,将读诗与修身联系在一起。主动追求"诗—人—道"三者合一的境界,自然会"腹有诗书气自华"。     

格式塔心理学与诗词鉴赏中的格式塔意象建构

人们对于诗词的审美心理,与普通审美心理一样,具有感知,理解,情感调动,发挥想象等要素.它们交错融合,自由活动,完成审美的心理过程.读者在进行诗词鉴赏时,必须要建立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格式塔意象,以达到对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整体美的把握.格式塔心理学提出的"整体性","同构性"和"闭合性"原则,运用到诗词鉴赏中可以帮助建构格式塔意象,诠释中国古代诗词中丰富的艺术意境.     

中国古典文论的更生之变——论叶嘉莹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

叶嘉莹融合中西文论,建立以“基准说”为理论内核的比较诗学体系,对“境界说”作了转化和补充,降低了中国古典文论的接受和使用门槛,使其具有现代意义。以“基准说”为依据阐发古典诗词中蕴藏的感发生命的力量,使古典诗词成为现代社会中审美化人生的重要媒介。叶嘉莹立足传统文论,正确处理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实现了古典文论的更生之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启示。     

中国古典诗歌中未定位关系与抒情者的人称

中国古典诗歌中是否存在用不同的人称进行抒情的问题,在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中国古典诗歌中不用人称代词,也不存在人称问题。有人提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抒情者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经考察,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抒情者没有使用不同的人称进行抒情,但存在着三种抒情方式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第一种抒情方式是抒情者以自身境遇作为情感抒发中心的一种方式;第二种表现为对第三者亦即他或他们的遭际、命运的感受或体验;第三种抒情方式是对抒情对象亦即你或你们的感受或由抒情对象亦即你或你们的遭际、命运所引起的感受或体验。这三种抒情方式在话语表达方面可以简化为“我对你说我”、“我对你说他”、“我对你说你”;抒情方式不同,显现出来的抒情效果亦有所不同,第一种抒情方式,情感抒发强烈,第二、三种抒情较委婉。     

论毛泽东诗词的数字修辞

古往今来之传世诗词佳作,无不在修辞、情感方面有着鲜明、独到之处。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之典型代表,毛泽东诗词运用＂万＂、＂一＂等数字,使其文学修辞达到了极高之境界,终成就了毛泽东笔下之诸多传世诗词精品。毛泽东诗词的数字修辞广泛触及了相关的人、事、物,是建立在颂扬真善美而诅咒假恶丑基础上的情感外示,这种情感既广博又深沉。这一切,都充分展现了诗人作为人之自然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