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刑法立法体例问题

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已经很难适应愈演愈烈的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不清,对环境犯罪罪名的规定散乱不成体系;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中的位阶较低,不利于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人本主义同时兼容生态主义的原则,充分尊重生态环境本身的独立价值,借鉴德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选择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典中独立成章的立法体例,调整部分有关环境犯罪且散见其他章节的罪名,扩充环境犯罪罪名涵盖的范围。     

论我国环境刑法立法体例问题简

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已经很难适应愈演愈烈的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不清,对环境犯罪罪名的规定散乱不成体系;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中的位阶较低,不利于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人本主义同时兼容生态主义的原则,充分尊重生态环境本身的独立价值,借鉴德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选择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典中独立成章的立法体例,调整部分有关环境犯罪且散见其他章节的罪名,扩充环境犯罪罪名涵盖的范围.     

刑法目的论纲

目的是刑法的创造者;<刑法>第2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也是关于刑法目的的规定.刑法目的具有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的机能;刑法目的与刑法机能具有一致性,作为刑法目的的法益保护,包括对行为人自由的保障.各种解释方法都包括了目的论解释,目的论解释具有最终决定意义.刑事立法要以实现条文目的为核心表述构成要件;对违法性的实质理解,来源于对刑法目的的理解.将有责性作为犯罪成立条件,是刑法目的的基本要求.目的法学为目的刑论奠定了基础,刑法目的决定了刑罚目的,刑罚的属性制约了刑法目的的内容;对具体犯罪的认定必须以具体法条的目的为指导.     

日本的公害刑法与环境刑法

日本环境法制经历了从公害防止型至环境保全型的转换,在此过程中刑法也随之发生了由公害刑法至环境刑法的转换。本文以这种历史转换为线索,具体讨论日本刑法在环境保护法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作用、特征及局限性。     

论网络失范言论的刑法规制

新时代背景下规制网络失范言论需要刑法的积极应对。对网络失范言论的刑法规制应当首先在规范层面厘定刑法所禁止的失范言论与未禁止的失范言论,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中思考网络言论型犯罪的治理思路。在立法层面,对网络失范言论的规制需进一步扩宽治理范围,完善对虚假信息的规制样态,同时也需注重对网络空间言论寻衅滋事司法规则与立法规则的衔接;在司法层面,需坚持言论犯罪治理的谦抑性,注重言论犯罪认定标准的类型化,创新言论犯罪的办案机制。     

海峡两岸环境犯罪的立法比较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环境刑事立法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经济、政治、社会背景的不同，两者在立法的政策、模式等方面也有很多差异，以两岸环境犯罪与环境立法的相关问题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相互借鉴，找出各自的不足与缺陷，探讨其完善措施，对两岸预防、遏制环境犯罪有重要意义。     

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观,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立法已经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相关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也应与时俱进,在环境犯罪中设立过失危险犯,引入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坚持生态法益之上,是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趋势。     

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应对

近年来,恐怖活动日渐猖獗,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成为世界各国共识,全球各国也将联合打击恐怖活动纳入合作范围内。在我国,恐怖活动犯罪也呈高发性趋势,除新疆等易被恐怖活动组织袭击的地区之外,内地恐怖活动犯罪行为也屡屡发生,不但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我国安定的社会秩序带来极大挑战。然而我国刑法在应对恐怖活动犯罪还略有不足。有鉴于此,我国应当采取如下的刑事对策:制定反恐怖活动犯罪的单行刑法、将刑法典中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内容单独列出、将恐怖主义思潮列入法律调控范围内等。     

海峡两岸环境犯罪的立法比较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环境刑事立法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经济、政治、社会背景的不同,两者在立法的政策、模式等方面也有很多差异,以两岸环境犯罪与环境立法的相关问题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相互借鉴,找出各自的不足与缺陷,探讨其完善措施,对两岸预防、遏制环境犯罪有重要意义。     

环境犯罪应当走上刑法“前台”——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之思考

环境刑法作为特别刑法大家族中“最晚分娩的产儿”,自然也成为备受刑法学人关注的“宠儿”。近来,缘于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理念之勃兴．环境刑事立法的价值日益受到追捧．主张其独立于统一刑法典之外自立门户的声音渐成气候．引燃了刑法学界关于环境刑事立法体例走向问题的热议。本文试从回顾我固环境刑事立法成长发达历史下笔．进而对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的走向阐发我们的建言。     

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出台到1997年新《刑法》修订,再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不断补充修正,形成了中国环境刑法的基本规范与格局。目前,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在立法体例、罪名体系和刑罚处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亟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体例,将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从该章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一章,并将分散在刑法典各章节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纳入其中;其次,中国环境犯罪急需增设以下5个罪名,以完善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即破坏草原罪、破坏湿地罪、虐待动物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和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管理罪;再次,应完善环境犯罪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扩张环境犯罪对象的范围、扩展危害行为的类型。最后,应完善环境犯罪的刑罚适用原则和刑罚适用种类。     

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在各项社会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单靠国际社会的呼吁与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并不能完全使环境问题得到彻底的改善,这同时也需要一些强制性的约束管制措施来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惩治,才能使环境问题得到较为完整的改善与保护.本文以作者自身的相关工作经验和知识了解为基础,对我国当代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对策提出了探讨性的分析、建议.     

日本环境犯罪的刑法理论发展

日本从战后废墟中快速重建,但其工业经济的发展却是以人们的生活环境为代价的,在一连串的公害事故后人们才觉醒到环境的重要,并将环境作为刑法上的重要法益。但是由于环境本身的特殊性,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传统刑法理论在处理环境犯罪方面明显不足,因此不得不提出相应的修正理论。例如客观归责上的疫学因果关系说,乃至于主观归责上的危惧感说。然而,在面临举证困难的同时,为了有效预防环境犯罪,提早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乃至于财产安全,日本最终在立法上采用了危险犯的立法模式。日本环境犯罪的刑法理论发展,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在环境资源保护中积极发挥刑法的作用

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在享受物质、精神财富同时,环境资源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不合拍的。在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指引下,人们日益认识     

主观主义与中国刑法关系论纲--认真对待刑法主观主义

刑法主观主义作为西方刑法学说史上的重要思想,在我国刑法学界的地位却是尴尬的———刑法主观主义往往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其本身所存在的合理内核却被人们所忽视。然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国刑事立法的发展以及中国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等都与刑法主观主义存在密切的联系,刑法主观主义的合理性不容抹杀,学界需要认真对待刑法主观主义。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论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护

公司资本是公司的信用。但现实生活中 ,公司资本犯罪却屡禁不止。本文从其特有的社会危害性入手 ,探讨了公司资本制度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及基本原则 ;并借鉴国外立法例 ,反思了相关的刑事立法     

论我国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本文首先以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为立足点,通过阐述商业秘密的概念、特征对商业秘密做了界定,其次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出发,对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构想提出了建议,提出了完善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和加强刑事立法保护的措施。     

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论纲

要实现环境刑法基本理念的突破，亟需回归环境刑法应然的生态本位。一方面要主张环境刑法应以环境大生态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为目的，这有利于实现环境大生态的安全、公正、和谐等价值；另一方面要批判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这有利于发挥环境刑法的生态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