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新月诗·朦胧诗--试论中国诗语"意"、"象"的非一致性特征

晚唐诗以“意”、“象”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诗歌艺术的朦胧之美 ,开创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另一境界。 2 0世纪初的新月诗在形式上与晚唐诗有极大不同 ,可诗的“境”、“意”的非一致性仍是主要的特征。 2 0世纪末的朦胧诗 ,更加努力加大“意”、“象”的这种距离感 ,以增加诗的多元和多层次性 ,更具有一种立体解读的要求。     

纯诗:对诗歌价值的另一种理解——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评析

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的创作态势。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却表达了对诗歌价值的另外一种理解,即艺术本位观念。他们以“纯诗”的面貌出现在诗坛,以形式而不是内容作为自身的关注焦点,既提出了完整的诗艺理论,又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作品。     

“象征”的契合:在移植与模仿之间再造诗格

现代诗人李金发,20世纪20年代,通过移植与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创作,在中国诗坛上建造起一种新的诗格:“象征诗”。这于中国传统诗歌而言,无疑是“新的颤栗”。它推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诗以言志“-中国诗学理论的起步

先秦时期 ,随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诞生 ,社会上出现了学诗、赏诗、借诗喻志的风气 ,对此现象理论思索的结果是“诗以言志”命题的出现。“诗以言志”的功利性特征虽然使它缺少应有的诗学内涵 ,但是它却为“诗言志”观念的出现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儒家诗教观的文化阐释

准确地理解儒家诗教观,首先须区分普遍意义上的诗与文本意义上的诗。儒家认为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是对志、情的抒发。从生命存在的角度而言,情感是人类生命意志的经验性显现,诗歌是对生命意志的表达。志、情是合一的,是对人类生命意志的整体描述。志与情的区别是在人类情感内部显现的,分指情感的理性层面与感性层面。儒家认为道德教化须以情感教育为基础,其关键在于恰当地抒发情感,而诗歌则被认为是其实现途径。诗教作为上古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便开始衰落,原因有三:礼乐制度的崩溃,诗歌的经典化与审美的独立。     

论朱湘诗的古典美及外来融合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主要诗歌流派 ,新月派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美。作为一个把诗歌创作视为生命的极富诗才的一代诗人 ,朱湘的诗也是极具艺术美的。这种美不仅体现在其创作具有中国古典诗的意境美、含蓄美 ,也体现在他对外国多种诗体进行了有益尝试 ,使诗歌呈现多姿多彩的风貌。朱湘不仅是闻一多“三美”诗歌理论的实践者 ,同时也以自己的大胆吸收和尝试 ,开创了现代诗歌发展的新路。     

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

陈寅恪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视唐诗为难得的信史。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不能因为诗中纪事在史书上信而有征就断定诗有价值,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并且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当时的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评意见,可视作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模山写水，以歌当哭——试论明末云南遗民文人的独特人生

明末云南遗民文人众多,他们大多数人都创作过山水田园诗,甚至有的是热衷于山水田园诗的创作,本文试从他们创作的山水田园诗人手,通过对诗歌的解读来揭示他们在社会大变迁的夹缝中窘迫的生活状态,探寻他们对立统一的别样人生。     

中国诗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诗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绝不仅仅止于意象派,在诗歌题材、诗歌形式、中国诗的化用以及诗歌意境等诸多方面,中国诗都给美国诗人提供了无穷的文学想象空间。作为＂他者＂的美国诗人对中国诗的异国文学构建和创造性的文学想象,极大地丰富了美国诗歌创作,其诗意的呈现更加多元多彩。     

游仙中的咏怀与咏怀中的游仙——兼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言志抒情性

中国古典诗歌强调言志抒情，阮籍的《咏怀诗》关注人生，郭璞的《游仙诗》高蹈世外，其实咏怀和游仙只是题材有别，他们都是把游仙当作排遣人生苦闷、实现理想的一种外在的手段，咏怀才是诗歌的精神实质。     

微笑与微颤的禅意——评少木森诗集《给自己找个理由微笑》

禅意也是一种诗意。中国诗歌在唐代达到顶峰，同时也是禅诗不鸣惊人之刻。越来越多的禅僧加入到诗人的行列，对诗歌是一个福音。从那个时候起，以诗人禅，以禅入诗，已经普遍。如果说，诗歌是一种土壤，是一种天空，禅意可能就是某种生命的种子，是某个生命的翅膀。它不是无物，也不是空穴来风。它有厚厚的积淀，本自天成。它使得诗歌在这里衍生成出了一种活脱空灵而又机趣天成的意趣来。     

“热爱祖国的多情歌手”杨骚

一 提起杨骚,人们应该会想到中国诗歌会,因为杨骚是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但人们绝不会想起他年轻时就有“民国帅哥”的美誉。     

只要心底有路

老实说，从当下的书籍里，诗鬼李贺的诗歌可觅的不在少数。人们都知道，在盛唐时期，他与李白、李商隐并称唐代“三李”。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在李贺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诗一度遭遇“灭顶之灾”。     

毛泽东的诗歌本质观:诗言志

毛泽东一贯主张诗言志,还用诗是否言志作为评价诗人和诗作的重要标准。“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奠基石。对“志”的不同理解构成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言志”说、“缘情”说和“情志统一”说就构成为我国诗歌的几种基本倾向。毛泽东对“志”的理解是宽泛的。“诗言志”使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丰厚的内容,正如诗人本人的胸怀一样——精深博大,天地万物之精灵融入其中。     

论“诗工”与“穷达”之关系

“诗工”与“穷达”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围绕它的观点主要有：“诗穷而后工”“诗能穷人”以及“诗能达人”。将三者放在一起考察，有利于“诗工”与“穷达”关系的梳理。     

妙悟与言荃:诗禅分别论

禅学思想本是一种佛教思想，而许多文学批评家却力图在禅学中为诗学找到支撑点。从理论上讲，禅学与诗学是根本不相同的。从“悟”的角度来看，禅悟所悟的是隐藏于心中的佛性；而诗悟却是由心及外的悟，所悟的是隐藏于诗歌中的作诗之道。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禅可以不借助语言而仍能使人悟解；而诗若离开了语言，就什么也没有了。     

诗钟与击钵吟之辨

诗钟与击钵吟一样,都源于古代“刻烛联吟”、“击钵催诗”活动,诗钟的创作活动程 式就是参照“击钵吟课”建立起来的,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相生相伴,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过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日据台湾时期,诗钟与击钵吟一起,“延一脉斯文于不坠”,成为传承中华文 化的重要载体,为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发挥过特殊的作用。但是,二者分属两种不同的诗歌体裁,在 体裁形式、内部结构体系、发展情状及历代评论家对它们的态度等方面部存在明显差别。     

诗言志在先秦两汉的演变

“诗言志”观念在先秦两汉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嬗变进程。《尚书·尧典》“诗言志”,其内容始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活动有关。《左传》“诗以言志”,就是指春秋时期所盛行的“赋诗言志”或“称诗言志”。荀子提出的“诗言是,其志也”,不仅规范了诗“言志”的内容,而且确认了诗是“言志”的文体。《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完成了“诗言志”命题的最后定型。从此“诗言志”说便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的主流。     

儒家诗教传统下的政事诗

政事诗是集中反映朝廷统治、政治制度,评论国家时局,表现文人关怀民生、社稷的诗歌。有关政事的文学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献,经由各朝代的发展,同时在诗可以＂兴观群怨＂的儒家诗论教化下,诗人将诗文创作作为表达个人政治关怀、揭露社会政治现实的有力武器。从最初的歌功颂德到怨刺、讽喻,再到诗文干政,政事诗伴随王朝兴废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中国诗歌占比重比较大的一类。政事诗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语言的选择与旋律的贯通

诗歌的语言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其语言方式不是叙述和解说，而是呈现。生命和语言的一体化，使诗的语言具有不可替代不可置换的特性。诗歌语言是合乎生命自然的、化合态的、旋律化的、富有新鲜时代感的语言，是以规则的体式来规范生命的诗性体悟。语言的选择和生命的律动是诗歌由生命向语言转化或同构呈现的两个方面。新诗从情绪表现到语感呈现，既有许多成功的尝试，也存在“非诗化”倾向。只有通过对诗歌文本中语言的体悟与研判，才能达到诗与非诗的最终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