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现代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外国学者们早已致力于此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最早提出“法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他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到：“‘法律文化’概念涉及大量有关的思想，首先它涉及公众关于法律制度的认识、看法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看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看问题的方式，从而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各种法律文化是习惯法的主要部分，这些习惯法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后就法律文化释义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目前我国学者对此也莫衷一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混合法律文化研究与外国法律史学科的发展

人类漫长的法制发展历程始终交织着不同法律文化间的传承、交流与融合,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法系或法律传统.然而,由于诸多复杂的因素,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往往兼具两个甚至更多法系或法律传统的特征,很难归于某个特定类型的法系或法律传统,于是比较法学家们在困惑与思考中获得了新的启示."混合法律文化"、"混合法律体系"、"混合法"等概念由此应运而生,并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中被认知和发展.特别是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当代世界法制发展的新趋向,混合法律文化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之一.     

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虽然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它仍存在着一个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传统的法律文化仍在延缓或阻碍法治国家的进程。努力构建法治社会,尤其需要我们树立起对于法律的崇高信仰。     

论环境法律文化的同质性

环境法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并在社会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环境法律文化。环境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同质性。环境法律文化的同质性为全球环境法趋同化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从环境法律文化的结构性分析来看,环境法律文化的同质性表现在不同国家环境法律规范的趋同与环境法律内在价值追求的相似方面。究其根源,源于科学理性的唯一性与普世性对环境法律文化的根本性影响。     

日本法律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正> 一、法律文化的含义目前,在日本对法律文化(亦称"法文化")虽尚未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完备的概念,在法学教科书和法学辞典中也找不到这个词以及关于该词的解释、说明,但法学界对此已作出许多有益的探索,发表了一些专著和大量的论文。从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对法律文化的含义大致有四种不同的理解: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文化表示的内容虽然主要是法律制度、设施等,但基本精神植根于人们的观念、意识中。东、西方法律制度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法律所得以产生、发挥社会功能的文化背景不同。而这种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或法律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漫长岁月积累而成的文化成果,其本身的形态随着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条件而发生变化。中国法律文化便具有古代、近代、现代三种基本形态。本文所说的传统法律文化,即指以古代法律文化为主体而对近、现代产生深刻影响的法律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主要的法律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法     

关于释义"法律文化"概念的探讨

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的精神内涵,关系着法制前进的方向,对"法律文化"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释义,本文拟对如何释义"法律文化"的概念,作出一些探讨。     

论法律危机下的法律文化

中国目前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危机,危机的解决之道应该体现中国民族精神和西方契约精神的法律文化,即在传统文化中寻求合理的精神支持,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待条件成熟之后,踏上契约文明的道路。届时,人人具有契约意识、权利意识、法律信仰意识,一个稳固的法律文化也将形成。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变迁——以伊斯兰法文化变迁为例

任何一种法律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其内部构成要素的一成不变,当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出现时,由于———一般情况下———不可能用法律来禁锢社会的发展,因而变更法律、对法律自身作一些调整就成为我们的不二选择。法律文化的这种为因应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过程,就是法律文化变迁的过程。法律文化的变迁通常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一是依靠社会内部的力量慢慢演化,二是借助外来法律文化资源实现变迁。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面临剧烈的社会变化或重大的社会转型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第二种方式来实现法律文化的变迁,这种方式…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