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中的审判权运行与管理——以民事审判为例

目前全国政法系统正在建立大调解机制,法院调解在民事审判中发挥着定纷止争的功用。但是,我国民事审判中的法院调解还存在权力性质的争议,并出现了一些强制调解、久调不判等损害当事人权益的现象,因此需要对调解工作中的审判权予以明确界定和具体规范。     

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类型化分析——从审判权对社会干预的角度

当事人对审判权在承担社会冲突解决方面的能力期望过高,这与审判权干预社会的依据不足存在矛盾,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某些纠纷是否应予立案受理缺乏明确客观的依据,纠纷不被受理的当事人对法院存在误解,学术界对此也颇有诟病,司法实务界也比较头疼。针对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界定标准不客观导致的问题,学术界除探讨在立案审查方式上进行改革外,主要仍是从传统的抽象法律思维角度试图对概念进行完善,并提出以＂诉的利益＂为标准界定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但是,从抽象思维角度对概念的完善仍存在其难以避免的不明确性。本文根据司法实践中确需考虑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界定标准的实际情况以及法律发展的规律,尝试运用个案类型化的思维方法去解决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界定标准不明确的问题。从个案类型化的权威性以及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角度出发,在个案类型化的具体实施方面,笔者建议在民商审判线分两级实行新类型案件报告制度。本文还对笔者承办的涉及离婚纠纷但被告下落不明、环境侵权纠纷以及关注的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合伙协议的纠纷等个案,尝试运用类型化的方式进行分析。     

法官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以刑事诉讼中法官庭外调查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进行庭外调查,不是在承担证明责任,而是在履行裁判职责,证明责任的承担和裁判职责的履行在前提、立场、动因和结果上都有较大的不同。因此,法官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法官进行庭外调查是在履行其裁判职责。     

论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与制约

统一的国家权力理论决定了人大权力的全面完整性 ,但这与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并不矛盾。法院独立审判权的行使并不排除人大对其应有的法律监督与制约。介是必须注意划清正当法律监督与制约和不适当干预之间的界限 ,真正发挥人大的制约功能 ,实现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有效运作。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以德国为视角的考察

受德国民事司法制度特点及德国人传统价值取向和民族性的影响,传统上德国民事审判权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占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因素作用下,德国民事审判权的配置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为提高效率、减轻负担和优化配置.德国民事审判权配置所体现出的专业化、效率性、审判权中心主义、审判权不受渗透的特点,启发我们应加强审判权运行的专业化建设,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并合理借鉴诉前强制调解制度,以实现我国民事审判权在当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的合理配置.     

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卸责机制——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

由司法行为带来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这些责任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司法规律和司法体制塑造了将责任汇集于法院最终由法官个人承担的责任分配体系。成为归责中心的法院和法官往往将自身压力往他处转移,形成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向四周其他主体扩散的卸责机制。卸责的手段主要有诉诸权威、规则依赖、对外转移和集体承担等。从机构层面看,法院通常将责任转移给检察机关和上下级法院;在个人层面上,法官则将责任转移给合议庭其他法官、陪审员、审判委员会以及被告人本人等。司法责任制改革在落实如何追责的前提下应当探索构建合理的卸责机制。相比于遇到瓶颈的“实体控制模式”,发挥程序功能对责任进行转移分担的“程序控制模式”效果更加显著且更易被法官所感知。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和民事诉讼为基点的分析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有必要重新考虑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分为起诉证明标准和判决证明标准.起诉标准为"有合理根据",判决证明标准分为"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和"占优势的盖然性"两个层次.     

法官职业化的困境——以西部基层法院为视角

法官职业化建设,是确保法官素质、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其职业化是由法官工作的性质决定的,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意味着法官素质一体化。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职业化和精英化缺乏基本的物质基础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问题在西部基层法院更为突出,法官职业化在西部基层法院面临的困难重重。     

论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切入点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试图通过举证责任倒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录音录像规则、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制度遏制刑讯逼供。就刑讯逼供的遏制而言,需要明确的是,同一刑讯逼供行为,既可以是实体法中的证明对象,也可以是程序法中的证明对象;在作为不同性质的证明对象时,在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方面均有所不同。     

论法官对证据行使的释明权及其约束机制——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是诉讼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尤其表现在证据领域之中,一方面可以防止法官心证的秘密性,另一方面,能真正有助于充实审理内容,及时保护当事人之实体上及程序上利益.应该正确把握民事诉讼中是否适用释明的情形与释明界限和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与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内容.同时,法官对证据行使释明权应该受到规则之治、裁判制度、上诉制度及社会舆论监督的约束机制.     

应否恢复法院的退回补充侦查权的实质内涵——以证明标准为视角兼论我国刑事疑案处理

法院要求恢复其退回补充侦查权旨在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此举又被解读为法院抛弃了中立的立场而是一种有罪推定的体现。但是从刑事证明标准的角度来看,退回补充侦查权作为处理刑事疑案的方式之一,确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若恢复法院的退回补充侦查权,其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其实,法院要求恢复退回补充侦查权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处理刑事疑案的方式比较简陋,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在针对我国刑事疑案难以处理的问题上,应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处理方式,以完善我国刑事疑案处理的方法体系。     

论被告人如实供述——以证明责任为视角

被告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一直都是热议的焦点,这一义务实质上表明我国刑诉法要求被追诉者承担举证或者证明责任,与被告人无证明责任相矛盾,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刑讯逼供等严重危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这不仅损害了诉讼公正,也不利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因此我国应当全面推行无罪推定原则,取消被告人如实供述的义务,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并设立新的制度规则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初探——以环境民事诉讼为视角

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不同于普通私益诉讼的程序机理,作为具体程序设置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也应当具体分析。以环境民事诉讼为视角,应当充分考虑多重影响因素,在一般规则的指引之下,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由法院裁量以实现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从而在程序设计上充分实现两造的攻守平衡,使诉讼公平地进行。     

浅谈我国刑事公诉证明标准——以审判证明标准比较为视角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公诉证明标准的概念比使用"起诉标准"、"起诉的证明标准"、"公诉的证据标准"等概念更为科学;两大法系的主要法治国家都对公诉证明标准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在我国,公诉证明标准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基本一致,因此产生了观点不同的学说;应当通过评介和借鉴,力求寻找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公诉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方法审视 ——以走私犯罪案件为例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明标准不降低的情况下,一律适用严格证明标准,案多人少的矛盾仍无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提升诉讼效率的改革目的.基于此,对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在坚持证明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可以在不同程序中适用不同程度的证明方法.     

论犯罪构成与证明制度的关联——以贿赂罪为切入点

犯罪构成是指犯罪成立的条件，因而又称为犯罪构成要件。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犯罪的证明存在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也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及实体权利的威胁。应当通过对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的重新认识，在程序方面改变现有的证明制度；对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做出相应的完善。     

论我国财税法理念的转变——以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为中心

建国至今,作为财税法本质和规律的最高理性认识的财税法理念,经历了一系列符合特定时代要求的转变,推动着我国财税法制建设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新时期,面对中国社会城乡、区域、居民个人收入之间不合理差距明显扩大的社会现状,以改革发展的公平分享为中心推动新一轮的财税法理念转变,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现实基点来促进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知识分享、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以世界银行实践为主线

"知识分享"指国际发展参与主体以生产、传播和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知识经验来促进发展的重要形式和过程。由于全球治理效力长期不足,提高国际发展成效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发展组织,面对多元的发展路径,世界银行把"知识分享"列为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核心战略,借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项目成功率,从根本上推动国际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如今"知识分享"已进入国际发展舞台的"中央",成为继经济和技术援助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发展支柱。世界银行的"知识分享"促进了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其发展能力,为其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有效方案,对于消除全球极度贫困和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形势,"知识分享"为国际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出路。     

构建刑事诉讼中的严格证明规则——以证据方法为主要视角

严格证明作为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在司法实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一概念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严格证明规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适用对象的划分上,而基于严格证明的概念本身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尝试将严格证明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以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最大限度实现判决结果的正当化。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以法律要件说为切入点

相对于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是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但具体的规则设置并不等同于原则性规定,必须要考虑不同的行政行为性质及所处的不同阶段.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民事诉讼中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基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共通性,在行政诉讼中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时,也可将其基本原理引入行政法律关系中,为完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提供一条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