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缓刑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之结晶，是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必需。它为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完善与司法实践提供政策性的指导。     

对贿赂犯罪立法的宏观考察——以基本刑事政策为视角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分别是我国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这些刑事政策对贿赂犯罪的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其进行准确理解是贿赂犯罪科学立法的重要保障。为了在贿赂犯罪立法中更好的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改变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处罚宽严失衡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立法前瞻性不足与稳定性不足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的立法权过分扩张与司法权紧缩的现状。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对古代宽猛相济法律思想的借鉴和对当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应从立法与司法操作两个层面上贯彻这一刑事司法政策,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和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论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与作用

期待可能性应以纯粹行为人标准作为判断标准.期待可能性理论具有深厚的生命根基,具有哲学与法学根基,具有人性基础并且体现刑法的谦抑,维护罪刑相适应原则并且有利于实现刑事责任功能.需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丰富和发展我国刑法理论,构筑更为科学的罪贲体系.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与关怀,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实践.期待可能性应作为一种执法理念贯穿刑事司法.确定其在我国犯罪论中的体系性地位对我国刑法理论界某些问题的解释、刑事立法理论与实践以及刑事司法均具有重要影响.     

试论缓刑的适用及其立法完善

试论缓刑的适用及其立法完善徐婷士，潘家永在我国，缓刑制度的付诸实施，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由理论转化为现实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促进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缓刑制度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司法中，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定程度...     

谈轻缓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的适用

轻缓刑事政策作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罪犯的再社会化、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检察环节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存在一些制约,我们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进行完善。     

金融犯罪新罪名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理性反思

近年来,金融刑事立法活动呈十分积极的态势,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法实务部门对金融犯罪新罪名的适用却相当谨慎。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导致法律虚置现象;犯罪构成要件不甚明确,立法技术有待提高;刑事政策宽容,司法非犯罪化;金融刑事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局限性等等。推进金融刑事司法工作,保障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做到：协调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注重立法效绩,加强司法人员专业素质培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探索金融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刑事立法政策论纲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工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经历了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传统内容"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应予以重构.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把握好"宽"和"严"两个方面,将有限的司法资源从轻微犯罪中抽身出来,集中投入到严重犯罪的预防和控制中去.     

浅谈我国的立功制度——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视角

立功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重要体现,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减少了司法运作成本。然而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立功制度却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使得司法机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现行的立功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分析和解决这些弊端是刑法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对“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解读与反思

对"法定最低刑"的理解,应当采取"构成类型说",但该说也存在疑问。减轻处罚不以一格为限,减轻处罚不能判处法定最低刑,不能减到免除处罚,能够变更刑种,可以减至分则条文没有规定的刑期或刑种。我国刑法对于"如何减轻"没有进行规定,属于立法缺陷,应予以完善。     

挪用公款罪的认定与处罚

挪用公款罪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职务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情的复杂多变,法律规定本身并不详尽,导致挪用公款罪的认定和处罚在实务界并不统一。文章运用刑法理论,结合实践,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实务部门办案提供法律依据。     

权力技术与刑罚：福柯刑罚社会学研究

与以往刑罚社会学思想家不同的是,福柯并不关注刑罚的社会语境或道德基础,而是直接引领我们进入刑罚机制的内部运作,将焦点集中在实际的刑罚权力技术及其运作模式之上.这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集中体现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之中.在福柯看来,权力运作于完全"物质化"的技术、机制和机构等重要层次上,因此只有对运作中的技术进行仔细考察才能获得最佳的理解.正是在这种视角之下,福柯最终对刑罚制度的核心内容发表了极具洞察力且发人深省的观点.但是,应当注意到福柯的观点也存在某些缺陷.     

《治安管理处罚法》变处罚为强制的反思——以没收变收缴为分析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辅一出台，就以其相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条列》的无比优越性而受到普遍关注和赞誉。但其仍有不少缺陷，治安处罚法变处罚手段没收为强制手段收缴就存在很大问题，其变更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备受质疑。收缴替代没收既不利于对人权的保护，又违背保持法的稳定性、统一性和严肃性要求，且是下位法对上位法的檀改，是对合法性的不法或伤害。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短期自由刑改革

本文在探索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厚历史渊源中寻求其近现代新内涵,并以之为视角,通过对其蕴涵的效益价值分析,来审视我国目前短期自由刑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弊端。笔者认为在保留短期自由刑的前提下,对其弊端可从立法、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完善资格刑与短期自由刑裁量制度等方面来替代和完善。     

论人性化的刑罚目的

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对犯罪分子的某种权益的剥夺,来达到一种惩罚已然犯罪和警示未然犯罪的目的。但是,仅仅通过对权益的剥夺,来使得犯罪分子得到报复性的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对社会的危害,只有通过刑罚人性化的改革,积极改造和教育罪犯,才能帮助他们复归社会,文章借鉴了法学家贝卡里亚的观点,针对我国目前的刑罚人性化实施情况,提出了完善刑罚人性化制度、完善我国社会法制等观点。     

对牵连犯处罚的思考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牵连犯的处断,传统观点持“从一重处断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力主“数罪并罚论”,然而,无论持哪一种观点的学者,对牵连犯的处断依据均缺乏深入的研究,本丈在分析牵连犯的牵连关系的基础上,对牵连犯的处断依据进行探析,对传统的牵连犯作了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牵连犯的具体处断原则。     

刍议犯罪非刑罚化处置

犯罪问题的突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刑罚方法之于预防犯罪的效果及不足,并因此在制度上寻求非刑罚化的处置方法.我国在该领域的制度尝试和努力明显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而在该方法本身具备的某些优势已得到相当程度和范围认可的情况下,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几成必然之势.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论证该制度及其内容的合理性,从而为其推行构建必要的理论基础.     

寻衅滋事之罪与罚

寻衅滋事罪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该罪与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有共同之处,都存在伤害他人身体、毁坏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客观行为,但构成此罪或是彼罪,争议较大。文章通过分析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动机、主观故意、客观行为、侵犯客体以及刑罚适用,与其他相关犯罪作了比较区分。     

《罪与罚》中的犯罪学思想

《罪与罚》是俄国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品中，作家讲述了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面对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选择了铤而走险去杀人及其杀人之后和面对刑罚的心理过程的故事。从一个层面看，《罪与罚》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从犯罪学的角度看，《罪与罚》中的犯罪学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将犯罪的概念划分为自然犯罪和法定犯罪两种，但是实际上这两种犯罪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至于犯罪原因，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原因可以从犯罪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来考察。犯罪预防的困难之一是如何预防再犯或累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