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集体记忆及其重构--基于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集体记忆是农民将“过去”与“现代”链接起来,使自身意识、文化、身份等在乡村社会获得建构的群体性记忆。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受时空断裂、身份焦虑及文化解构的影响而导致了乡村集体失忆,进而导致了乡村意识、记忆、身份以及环境正常功能被破坏,农民日常生活遭受困扰,陷入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及环境危机当中,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的实现。因此,为重拾乡村集体记忆,助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着力推进乡村集体记忆主体建构、集体记忆空间的保护以及乡村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     

衰落与复兴：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建设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体系在乡村解体,乡村开始走上衰败之路,农民也在苦苦找寻美好生活的"幸福源"。而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却在乡土文化上呈现出传统生活方式"消失殆尽"、乡村乡风民俗"日渐凋零"、乡间伦理价值"土崩瓦解"、乡村文化主体"远离乡土"的"现实域"等现象。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本文主张通过确立强化乡土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搭建"农民、乡贤、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以此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及其超越

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和秩序根源,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全面体现为认知主体、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三个维度。强调农民主体性是文化治理的核心要素,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农民文化空间萎缩、文化主张失范、文化阐释失语等主体性缺场困境,严重消解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通过夯实农民文化主体地位、优化乡村文化制度建设、重构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等多维渠道,充分激活农民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属性,实现农民主体性的“重塑”和“再生”。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主要内容。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是在国家持续的社会整合与乡村社会变迁及二者互动中实现的。城乡一体化离不开乡村法治秩序的重构。从政策逻辑看,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既需要国家普遍主义的法律统合社会,又需要乡村地方性知识积极作用的发挥;从理论逻辑看,维护城乡居民权利平等需要法律同构,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需要法治重构;从实践逻辑看,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乡村治理格局,从建国初期的政策整合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权力整合再到新时期的法律整合,构成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从而使依法治国方略在乡村得以实现。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下的乡村社会治理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系统审视后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不仅阐明了社会有机体的特质所在,而且分析了社会有机体的内部构成与生成逻辑,认为社会有机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以"现实的人"为能动主体,以自然界为生存前提。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观照乡村社会治理,要求我们整体统筹治理内容,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的内在结合;坚持以农民为本,把农民视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依靠力量与受益对象;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妥善处理乡村社会治理与环境治理的关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公共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公共文化被裹挟在乡村社会变迁进程之中，乡村公共文化的变迁是乡村社会历史性巨变的缩影和表现。乡村公共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获取文化资源、表达文化情感、实现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乡村公共文化受生存基础、建设主体、文化心理、文化空间、传播媒介等因素的影响日益走向式微。基于此，从乡村公共文化重建的内生力量、外在条件、重要依托、有力保障等角度进行探讨，以期形成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的有效路径。     

乡村文化自信:理论·逻辑·路径

乡村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关系密切,本文从历史的视野对乡村文化自信的理论、逻辑与路径进行了探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文化自觉思想为乡村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传统乡村文化的继承、农民公民文化的培育和乡村文化个性的坚守是乡村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农民主体意识与文化运行机制的良性互动、外部扶持输送与内部挖掘孵育的多维推进、农民自我管理与制度规范引导的协同保障是乡村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面临的困境及提升路径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体系在乡村解体,农民始终在苦苦找寻美好生活的"幸福源"。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要求。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乡村文化存在着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乡风民俗淡化、乡间伦理价值消解、乡村文化主体缺失的"现实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通过确立强化乡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搭建"农民、乡贤、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以此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梁漱溟农民教育与文化复兴关系刍论

中国文化的主体在乡村、在农民,因此,实现文化复兴也就要从乡村、从农民入手,具体来说就是农民教育。农民教育是梁漱溟所认为的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根本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法治化路径探究——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共同富裕视阈下乡村振兴法治建设,需以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耦合、传统价值的嬗变,以及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进行法理阐释。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我国立法、司法、执法层面仍面临许多窘境：乡村振兴法律制度滞后、法律对经济主体需求关注不足以及乡村振兴资金分配程序缺位等。因此,共同富裕视角下我国乡村振兴法治化路径的优化,一方面,要确保乡村立法的时代性、主体性和乡村振兴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合法性,使其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坚定的支撑力量;另一方面,要减少政府在乡村振兴调节中的比重,鼓励、引导市场主体发挥更积极的效能,从法律层面促进被帮扶主体经济能力的提升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效率的提高。同时,在战略推进过程中要以农民为依归,重点关注农民平等发展权利的落实,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村民自治权及其法律救济探析——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乡村社会已经融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乡村权威与秩序的构造有了最新的形式即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整合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形式,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机制,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其构建、发展与完善往往涉及许多深层的问题,本文仅探究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救济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文化培训与社会融入

城镇化进程中，作为城市新移民的农民，其在融入过程中产生的阻碍和困境，实质是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摩擦和碰撞。加强针对性的文化培训，提升农民等城市新移民的文化素养，以文化融入助推社会融入，促进进城农民社会认同感、公共精神的提升，扩大其人际关系网络，进而提升其社会融入的程度，从理论逻辑和现实上看是较为符合农民融入城镇化现实的路径。     

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探析

数字化是国家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态势，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实施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面临着数字基础设施利用不足、乡村文化资源流失、农民网络话语权缺失的现实问题。要不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借助数字化技术充分挖掘乡村优秀文化资源，加大乡村网络空间治理力度，强化乡村网络文化阵地，打造乡村数字化专业人才队伍，以数字化助推乡村文化重焕生机与活力。     

“供全村吃一餐”的处罚规定所反映的苗族习惯法文化——对三个苗族村村规民约的考察分析

当前,由于国家法律资源的稀缺,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农民规范行为、惩处违犯行为、解决纠纷等等,大多都依据村规民约,较少正面与法律打交道,因而与习惯法有紧密联系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笔者就三个苗族村的村规民约考察入手,分析了＂供全村吃一餐＂的处罚规定所反映的苗族习惯法文化在当地乡村治理中的利弊,就反映习惯法文化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问题作了一次微观的探讨。笔者认为,我们应看到＂供全村吃一餐＂这一传统苗族习惯法文化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避免产生消极负面作用。     

互联网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基于梅家坞村的调查研究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正重塑乡村社会文化经济生态链。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高速流通、思维变革,对此前在信息获取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带来系列影响。文章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及半结构式访谈方法,通过对西湖区梅家坞村的个案解读与剖析,呈现梅家坞村社会经济和产业协作状况,论述互联网在农民生产、消费、交易和娱乐方式等方面引发的变革,并发现当前梅家坞村存在产业协作低、生产周期性漫长、文化缺失等问题,再由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新经济范式下梅家坞村如何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如何以产业化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互联网时代梅家坞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其他地区乡村振兴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于新时期中国乡村知识分子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城乡二元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也在工作地点、生活环境和文化志趣的意义上,被划分为城市知识分子和乡村知识分子,这种区分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变迁中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文化的先进性与兼容性、知识的实用性与多向性、道德的示范性与开放性、人格的独立性与复合性相结合的新特点。乡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是推动经济进步的支柱、加速政治民主的灵魂、发展文化事业的基石、促进乡村和谐的中坚。乡村知识分子也存在知识视野的局限性、乡村情感的矛盾性、社会声望的迁变性和经济条件的脆弱性问题。发挥乡村知识分子作用需要增强使命意识、提高科学知识水平、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形成激励政策环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认真思考乡村知识分子的基本理论认识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略说

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精髓,从农村的改造开始,通过对农民的教育,他试图在农村建立新的礼俗制度逐步扩展到城市,最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借鉴的意义。     

统筹城乡视角下南宁市乡村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统筹城乡改革是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统筹城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乡村文化也随之更替与变迁，乡村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要牢牢把握南宁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契机，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根本，以整合文化资源为抓手，以重建文化认同为中心，以增强文化力量为目标，充实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的硬件与软件，促进乡村文化繁荣进步、和谐发展。     

论ADR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制度设想及其实现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法治建设遭遇的最大困难也在农村.现代城市社会维持秩序的规范是法律,而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在很多方面,起作用的是礼.在众多纠纷解决方式之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正是符合乡村社会解决纠纷要求的理想方式之一.中国法制要摆脱在乡土社会的尴尬境地,提供在乡村中适时对路的法律产品,凸显诉讼功能,加强法治,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就必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蓬勃发展,扩大了农民的政治参与,促进了村民的政治认同;推动政府与村民良性互动;推进我国农村行政改革向深层次发展;大大增强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实现了乡村民主化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