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公众同情：一股柔软力量的兴起和嬗变

“同情”通常是伦理学以及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但是当这种情感被赋予了集体涵义，作为一种公众情感出现，作为一种“想象的权威”，一种批判性社会力量，它正试图融入公共领域，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司法进程，甚至可以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具体方面，通过某些特定事件兴起的公众同情可以改变某些当事人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当公众同情这种渲染性很强的情绪碰上各类新式媒介，透过妙笔生花的媒体渲染，这种情感往往显得热情激烈且戏剧性很强，这时的公众同情往往会因其女性化、反复性、易操纵等特性而遭到崇尚理性的公民群体的批判。     

亚当·斯密的和谐社会——基于旁观者与当事人的同情理论

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是实现其和谐社会的重要门径。为了诠释其同情理论,亚当·斯密引入了"旁观者"与"当事人"作讨论的对象。旁观者与当事人作为斯密研究社会行为的抽象个体,在诠释其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落实到旁观者与当事人的身上,即旁观者必须尽可能将自己置身于当事人所处的情境之上,并努力体谅当事人的情感;当事人亦会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进行反省式的同情,并且努力把自己的情绪调节至旁观者所能赞同的程度;在旁观者努力体察谅解当事人的情感,和当事人尽力把自己的情绪调节至旁观者所能接受并且赞同的程度这样两个基础上。斯密进而确立了两种不同的美德,即和蔼可亲与令人尊敬的美德;作为社会"旁观者"的人,具有一种"公共知识分子式"的同情,对社会进行"俯视式"的审视;而人才和鉴赏能力的评判亦是与同情能力相协调。     

当代家庭中的媒介装置与情感结构的社会变迁

<正>当代以来，我们的情感结构经历了一系列变迁，而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枢纽，是联结个体命运、情感经验与社会变迁的桥梁。通过关注家庭生活及其情感经验，我们有可能实现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市民生活与城市变迁的耦合（articulation），把握中国经验的内在肌理及其演变逻辑。本文拟以家庭为切入点，分析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媒介装置在重塑个体记忆、地方感与文化认同中扮演的角色，把握情感结构的社会变迁逻辑，为进一步理解“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的情感经验提供一种认知视角和方法维度。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道德建设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为"陌生人社会"所替代,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内涵和边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公共场域不断拓展,公共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良好的公共生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构件和重要特征,它需要公共道德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基于当代中国公共道德建设的现状及成因分析,在新的形势下适应当代中国公共生活的巨大变局,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完善公共道德建构逻辑,把加强公共道德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一项"筑基"工程。     

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何以可能?

社会资本的良性再生产是成熟的网络公共领域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一个“网络—(普遍的互惠)—规范—信任”等要素互构共生的过程,通过建构社会资本再生产模型和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再生产模型可以看出,网络公关领域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是一个网络关系资源极大丰富、规范和信任有待提升的非平面性再生产过程,并且有着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运作逻辑.从虚拟社区、紧密网络、网络规范、社会认同建设的角度可以实现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的良性再生产.     

价值危机与文化反思

由资本的世界运用逻辑所导致的风险社会已经来临,中国也处在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社会,而中国的问题除了具有世界意义,更具中国特色：我们除了具有现代性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传统社会和后现代社会问题,一个整体面貌就是：问题丛生.在正视和重视这些问题上,不同人群的态度和使命是不同的.普通人可能就某些问题从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立场表达感受和态度;执政者个人可能仅从自己如何可持续地执政角度,说些貌似代表公意的话,表达一些誓死扭转乾坤的情感.但若不能倾听历史的声音,表达人民的共鸣,那就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或权力主义的.“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1]谁道出当今时代的精神并使之现实化,他就是今天时代的伟大人物.历史的逻辑、人类的声音才是价值哲学所应把握和追求的东西.     

从“发展主义”到“以人为本”——双重转型背景下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转变

在全球化与国内社会双重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公共管理正在历经路径转变,即从“发展主义”转向“以人为本”。针对“发展主义”带来的失衡和以往形成于同质社会的一整套管理模式,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选择应以人为逻辑起点,构建全面、均衡、协调、可持续与可治理的社会。中国公共管理最终将从经济建设的管制型公共管理转变为均衡发展的服务型公共管理,从政府单独治理型公共管理转变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型公共管理,从为民做主的权力本位型公共管理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权利本位型公共管理。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逻辑、权威与根基

对逻辑的剖析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必要步骤。后发国家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的推动密切勾连。成熟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要件。公民参与协商机制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根基。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逻辑在于推动政治发展,逻辑核心体现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政治发展的推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的成熟、公民参与的有序扩大与协商机制的设置逻辑上是相适应的。     

关于社会体制基本问题的若干思考

社会体制是围绕公共产品配置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对分离的背景下,社会体制的构建应该遵循社会自身的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运行逻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中.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公平正义,如何保证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正义,业已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体制建设的核心价值追求.但这样一个核心价值引导下的社会运行逻辑完竞是什么?也许可以从当前我国基本形成的社区治理结构中寻找答案.并进一步从社区体制中获得关于社会体制的印象.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提升与强化:网络公共领域与中国当代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具有主体涵盖面广泛、内容极具批判性、媒介功能强大、公共舆论作用效果明显等特点。中国市民社会与网络公共领域存在双向互动、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公共领域在促使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培养民众的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为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新场域三方面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健康生长和发展。而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也为网络公共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使网络公共舆论走向理性和成熟。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会最终把网络公共领域纳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本文从需求角度出发探讨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认为公共需求是研究公共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并不是源于市场失效,而依赖于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市场失效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个体化视域下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本身具有共同体的属性,情感要素是维系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变量。个体化造成乡村社会的情感基础更迭、情感内聚消解和情感边界收缩,具体表现为信任伦理感知弱化、公共精神流失以及福利资源再生产受限,这些社会情感问题亦蕴含社会再整合的需求转向。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的重塑需要兼顾情感与规则的平衡,根植于传统乡村情感资源,融契于现代乡村情感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情感规范、公共精神为情感依托、福利互助为情感纽带,并以制度建设为情感保障,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现代性方式。     

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

当代乡村治理转型呼唤着乡村公共精神作用的发挥。乡村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其传统与现代资源分别遵循着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的逻辑。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即需要在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顺应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并服务于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以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由内生自发向制度建构延伸、由宗法伦理向契约精神转型、并从熟人社会走人公众世界。     

公共参与的历史流变:国家与社会关系视界的论证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预制着公共参与的历史实践。考察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张力,大体循着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重合→相对分离与对立→国家向社会回归"的逻辑嬗变,与之相伴,分别呈现出总体性社会、个体化社会和社会再组织化的社会结构状态,公共参与亦呈现出异化虚妄型、内爆私域型和有机互动型的历史流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体及其结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体是有效推动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快速而健康发展的社会力量或关系力量的总称;在＂应然＂逻辑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体表现为一种＂以社会为本位＂的逻辑结构;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体表现为一个由原初态、次生态和新生态构成的历史结构。     

作为公共行为的爱国主义——论当代爱国主义的实践观

爱国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情感,更是人的社会性的要求。因而,将爱国视为一种公共行为,是每个社会中的公民都应该具有的基本理念,是我们理解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合理维度。当代中国社会爱国主义教育如何从内容与方式上实行转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现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角度看,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与公共空间的创生应该是相互促成的。在当代中国,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应将爱国行为作为当代国家中合格公民的基本条件之一,以鼓励公民投身公共领域、关注公共生活世界作为爱国行为的主要内容。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