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研究报告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历经数千年传承不衰,融化在民族精神的血脉中,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信仰和支撑。在新时期,大力弘扬这一传统美德,对于提升公民个体和社会的道德水准、培育光大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气、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促进民族认同和祖国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刊推出“弘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特别策划,以期深化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探讨。     

“仁义礼智信”的现代转换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塑造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锤炼民族品格及培育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文化的宝贵遗产。但其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因此,对"仁义礼智信"各个德目进行内涵分析、价值评估及现代转换,乃是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价值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借鉴的应有之义。     

新时期弘扬仁义礼智信传统美德的意义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道德智慧,在东方乃至全世界都日益受到重视。在     

试述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从管理的角度去诠释它,就会发现“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个人修身立世之道,也是企业管理之道。因此,作为炎黄子孙——社会主义企业家在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同时,还需要从祖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管理经验和智慧,以丰富管理的内涵,提高自身的素质。 一、以“仁”治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 “仁”,古代儒家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其本义是友爱、互助、同情之意。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以发展经济实力为主要手段的国际竞争形势中,不发展就无立足之地,发     

点亮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之光——读《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

泱泱华夏,美德之光映照五千载。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中,并形成人们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离不开对中华传统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教育

挖掘传统文化中人格教育的闪光观念,诸如:重视人格教育、理想人格的设计、培养与塑造,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明确、一贯的人格教育理念,以内圣外王为最高人格境界的由士、君子到圣人的人格层次性教育,以及他教与自教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等。这些积极闪光的人格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典范之作 《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简评

中国正面临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一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伟大民族精神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五千年的方法和五千年的智慧,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认真加以总结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2006年9月,我国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国家颁布实施《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这一重要时期,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组织编写了《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一书,为我们贯彻落实这一纲要提供了一个思路并作出良好…     

传统主导价值观的基础建构及当代启示

传统主导价值观即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西汉时期,传统主导价值观得以基本建构。分析来看,其建构是综合推进的结果,主要是通过入法建制形成制度保障、加强教育教化得以广泛普及、进行社会有效传播获得普遍认同、推进家庭实践达到个体养成等一系列举措,使其得以在全社会广泛确立。研究传统主导价值观的基本建构,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导,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一方面指理论的相通性、共性,另一方面指可融合性。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契合性研究,应注意平等地位的确立、解释的元理论背景的保留两个原则。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二者在人本质的社会性与仁义礼智信、发挥主观能动性与知行观、公有制与大同思想、按需分配与禁欲主义四个方面具有契合性。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

主讲人简介：载木才，中宣部政研所研究员、副所长，“赣鄱英才555工程”高端柔性人才。曾任中央党校教授、博导。目前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研究，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现实与未来》、《兴国之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讲》等，提出“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目标，自由民主幸福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未来图景”等观点。     

礼以修身

<正>君子修礼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思礼以集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修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远。——刘向(《说苑·修文》)【释义】君子习礼而确立志向,贪欲之心就不会萌生;君子时时以礼修养自身,怠慢、懒惰、轻慢的事就不会发生;君子以仁义修养礼仪,就会远离忿恨、争夺、残暴、作乱的言辞。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荣辱观古已有之,荣辱心人皆有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荣辱观、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道德人格。它体现着一个时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体现着做人的方向和人格标准。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知荣辱、明廉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很早就提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理念。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曾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还提出“民无信不立”,以致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无信。他认为无信、失信之人必将为他人、为社会所抛弃。孟子说:“…     

“无名”驰名的奥秘

一是质量：工作质量二是质量：产品质量三还是质量：服务质量 有一种啤酒，它驰名黄河上下， 大江南北，远销全国１６个省 市，却取了一个十分谦虚的名字：“无名”！ 何以此为名？原来这“无名”啤酒公司坐落在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美誉的山东邹城市。亚圣孟子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儒家讲求“仁义礼智信”，“无名”啤酒公司自谦地将自己的产品命名为“无名”。 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无名啤酒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宋长友以为，企业必须把“质量第一”、“顾客是上帝”、“售后服务”等现代化管理理念融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这就诞…     

魏晋南北朝嘉礼服饰探析

"五礼"制度是《周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不同于前代礼仪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是一个不断丰富、逐步成型的新制度体系,为后代隋唐的五礼制度成型奠定了基础。嘉礼涉及婚、冠、庆、册立、典礼等,其所用服饰也形色各异,随着时代的变化嘉礼也在因时损益,但其"亲万民"的核心始终不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铜仁实践

由于历史文化血脉中浸透着深厚的"仁义"精神,铜仁将"厚德铸铜,仁义致远"定位为城市精神。近年来,铜仁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立足于铜仁实际,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城市精神的塑造上,以物态文化传播"仁义之城"的丰富内涵,以制度文化承载"仁义之城"的价值指向,以行为文化推进"仁义之城"的落地生根,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接上了铜仁的"地气",真正在铜仁落细落小落实。     

为政者须常自悟

春秋战国时期的魏文侯"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在列国当中可以说是个明君.     

仁义难题及庄子的解决方案

不讲仁义会伤害他人、行仁义又会给自己带来愁苦，这是《庄子·庚桑楚》中一位叫做“南荣楚”的求道者所遭遇的仁义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庄子主张不断破除内心的执着、去除好恶之情以复归无知无欲的本性。此一解决方案的人性论根据在于：人性包含没有道德意识的仁义。     

《韩诗外传》的政治想象及其出路

在儒家学说中,通过“政治想象”提升现实政治水平,是其鲜明特征,这在《韩诗外传》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在“道”与“政”的关系上,《韩诗外传》将“道”等同于“政道”,主张“良好政治”。在“教”与“礼教”之间,《韩诗外传》倡导以“教”为本,重仁义尔后施“礼”治。对《韩诗外传》的“政治想象”,应坚持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并植入现代性的大视野,作出理性地分析,使之走出纯“政治想象”,走向现实政治哲学。     

儒家的礼仪之道与信仰的生成

孔子继承周代的礼乐文化,特别是受到春秋霸政时期贵族"礼"文化的直接影响,赋予制度之礼以人文教养的意义。孔子认为,缺乏对礼的敬畏导致违礼,没有勇毅的担当精神使得守礼不笃。学礼、守礼与敬礼,并持之以恒地守秩序与规矩,看似平凡的礼在日常交往中凸显出神圣性。文质彬彬、知书达礼成为有礼仪教养的君子的标识,并赢得人们的仰慕与尊重,从而起到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孔子开创的礼仪之道,遵秩序、守规矩、重教养,既可以治国安邦,又可以经世济民,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彰显出人的尊严与价值,寄予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追求,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信仰之道。     

传统义利观再审视——“利用”说的时代意义

本文的一个理论认知前提在于指认当下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观念,特别是其义利观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一处于转型之中的现代工业市场化社会。在这样的认知前提基础上,对身处于传统文化网络之内的义利观念(仁义观念)重新进行审视,并提出“利用”说,进而阐明了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