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公约》介评

以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为指向的1989年《巴塞尔公约》，为减少国际上触目惊心的危险废物转移事件提供了法律保障，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家自然环境保护及人民健康作出了贡献，本文将分析该公约的成就与缺陷并介绍其最新发展。     

《巴塞尔公约》与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责任

1980年《巴塞尔公约》没有具体规定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责任条款,实际上,只要出现了可归因于国家的违背国际义务的非法越境转移有害废物的行为,出口国就应承担国际责任。损害后果大小和国家是否有故意或过失,只是国际不当行为的情节问题而言。就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国际责任而言,应从公平原则出发,其赔偿额不仅应包括进口国及其国民所受的生命和财产等直接损失,也应当包括环境方面的间接损失,并且在计算间接损失时。还应充分考虑环境损害的长远性。     

对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法律制度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原因及其对环境的危害 ,叙述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法律框架 ,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进而相应地从完善法律体系、负担加诸出口国、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电子废弃物跨境转移至中国的法律规制

从法律层面规制跨境电子废物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是重要的问题。环境保护法律比较宽松,执行力度不大,处置电子废物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环境保护意识差,是电子废弃物流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中国应当积极地完善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维度对电子废弃物转移至境内进行规制。在《公约》体系下促进对电子废弃物的危险废物的性质的明确,明确“处置”的概念,并将生产者责任引入《公约》体系下,促进《公约》对私主体的约束,促进《公约》下技术与合作信托基金的赔偿补充性作用以及《公约》被更广泛地接受;同时国内法上明晰电子废弃物的概念语范围,明确规定行为与责任相适应的违法责任,针对香港转口电子废弃物的法律漏洞尽快达成内地与香港之间更进一步的合作安排,敦促违法主体为非国内主题时涉案国加强危险废弃物出口的法律规制。     

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的危害及处置——以新疆“伊塔事件”和深圳“逃港风潮”为例

1962年新疆的"伊塔事件"和1979年深圳的"逃港风潮",是发生在我国边境地区非常典型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我国在对以上事件的应对与处置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当前,虽然我国边境地区迎来了历史上最为安全稳定的时期,但是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的风险并没有消失。因此,研究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的危害及处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烟草贸易的国际法控制：世界卫生组织与《控制烟草贸易框架公约》

2 0 0 3年 5月世界卫生组织的 192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控制不仅是疾病控制问题 ,还涉及到贸易、科学技术交流、民间与国际合作、国内法与国际法等多方面的问题。《公约》确立了保护非吸烟者等弱势群体 ,加强政治保障等八项原则 ,采取了价格和非价格措施 ,要求各国进行信息披露 ,管制烟草制品成份、包装和标签、管制烟草制品的广告、促销和赞助。公约还要求各国通过教育、交流、培训促进公众的控烟公共意识 ,控制烟草需求。     

欧洲警务合作中的语言工程和业务通信

缺少共同的自然语言和执法语言是欧洲警务合作所要面临的根本性障碍之一。犯罪分子正日益利用欧洲各国的语言障碍以及不同的业务通信操作惯例和技术差异在欧盟内外犯罪。为克服越境警务通信中存在的障碍，欧盟开发了一些语言工程和业务通信项目，为打击越境犯罪作出了贡献。     

中国对待《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态度评析

1980年10月10日,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签署于日内瓦。公约既是国际人道法关于作战手段和方法的规定的一部分,又是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多边条约体系下的重要协定。这一性质影响了我国对待公约的态度。笔者在分析了我国二十多年来与公约有关的几个重大事件后,预测了公约走向,并对我国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

在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国际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控制商业贿赂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法治措施。我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我国推进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法治的积极行动,也是我国推进反商业贿赂领域法治的重要措施。作为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的法治,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开展反商业贿赂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必然要求。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开展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建设,将有力促进反商业贿赂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腐败犯罪的法律控制与国际刑法的演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控制腐败犯罪最重要的国际刑法公约。该公约在国际层面明确了腐败犯罪的定罪范围,扩大了腐败犯罪的主体,发展了国际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首创了腐败资产必须返回机制,突破了双重犯罪原则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拓展了国际刑事合作领域。     

我国控烟领域履约机制的反思及对策

我国的履约机制与《公约》的要求密切相关。本来,2011年就应该全面达到《公约》的要求,但现在做得还不够好,国内立法和《公约》还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烟草控制的伦理价值很高,《公约》的目标是人类健康,控烟的目的也是健康,二者高度统一,所以我们应该关注健康。如果仅仅是用履行《公约》这样一项履约义务跟行政机关讲,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道义的角度都很难令其信服。如果跟行政机关讲目标是健康,行政机关更容易接受,甚至烟草企业在健康的标题下也不敢贸然行动。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解决的公约机制

1970年UNESCO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控制文化财产的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转让行为,强调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对文化财产出口管制法的承认和非法流转文化财产的追还。1995年UNIDRO IT公约主要解决的则是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与善意取得人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确立了被盗文化财产必须返还的国际法原则。要想在国际公约框架内寻求争议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有更多的文化财产市场国加入公约,并善意履行公约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对公约作出新的评估,对公约适用范围和某些含混的用语作出明确的界定,增强公约适用上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对我国烟草制品包装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在世界卫生组织主持下通过的第一份国际条约,第11条对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作出详尽而严格的规定.为了履行公约义务,我国对现有相关立法进行调整和完善,通过制定《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等国内法,总体达到《公约》的要求.我国烟草行业要将“做精做强”作为应对《公约》的最根本的措施,积极应对挑战,在挑战中求发展.     

关于和龙市拐卖朝鲜妇女犯罪活动的调查与思考

和龙市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部,是朝鲜族主要聚居地区,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隔江相望。据调查了解,和龙市早已成为朝鲜非法越境人员的主要通道。仅1999年一年就侦破此类案件32起。在抓获的2625名朝鲜非法越境人员中就有689名是从和龙边境地区非法越入我国境内。因此,要打击遏制拐卖朝鲜妇女犯罪活动,首先要堵住和龙市这个源头,切断这个通道。     

广西中越边民通婚状况令人忧虑

中越两国相毗邻,在广西段的边界线就有1050公里,随着中越关系逐步改善,广西加速对外开放,许多越南妇女非法越境流落广西,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公民“结婚”,这些“结婚”均不进行登记,多是亲朋好友中请酒后同居,目前已查出非法越境的无证越南“新娘”1.2万余人。这种非法通婚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机制研究

资产追回机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创设的重要法律机制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资产的直接追回、资产的间接追回、资产的返还和处分、资产转移的预防和监测以及特别合作等方面。为有效利用该公约确立的资产追回机制追回腐败犯罪所得资产,我国应当尽快从法律上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生效刑事裁判、适当的资产返还费用补偿、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以及刑事缺席审判等制度。     

资产追回的法律途径分析

挪用或向国外转移腐败资产是腐败犯罪分子隐匿非法所得的重要手段之一。收回被高级公职人员和政治家通过腐败做法转移的资产，对许多国家而言都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资产追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规定了不同的追回途径，每一种途径都有其基本的要求和优劣差异，资产来源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用。     

欧洲人权法院对逮捕、羁押刑事被告的审查重点

杨云骅:我今天主要报告欧洲人权法院对逮捕、羁押刑事被告的一些审查重点。为什么特别挑这个题目,我想先做一个背景说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今天,关于国际人权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许许多多人权公约的诞生,比如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各区域性的人权公约纷纷成立。其实我们观察这许许多多的人权公约,对欧洲人权公约一般的看法是认为它是最具代表性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人权公约,除了它的公约内容的保障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可以监督各签约国是否遵守公约的机制。这就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生效及其潜在影响——以澜沧江-湄公河为基础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于2014年8月17日生效。该公约是第一部联合国关于国际水道的公约,其意义不言而喻。作为拥有42条国际河流的中国,应如何看待公约的生效,该公约对我国今后的国际河流开发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本文就公约生效的主要原因,对我国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探讨应对之策进行了探讨。     

“区域”制度背景下缔约国损害赔偿责任探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必须为具有其国籍或其有效控制的深海底活动承包者提供担保。缔约国因此也承担着健全国内立法的义务,以及承包者不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缔约国国内立法如何"确保"承包者履行义务、应当采取怎样的必要和适当的措施、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些问题予以细化。为应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对我国深海底立法提出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基础研究并尽快启动相关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