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异姓收养及其近代法律境遇

“异姓不养”是传统中国调整收养关系的核心原则,但收养异姓甚至以异姓为嗣的现象在民间收养实践中并不鲜见。清末民初,在因袭立嗣旧制的前提下,立法和司法层面均表现出弛缓异姓收养之禁和扩张异姓养子权利的迹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民法》摒弃宗祧继承,将异姓收养纳入合法收养的范畴。为弥合新法律与旧的收养秩序之紧张关系,最高司法机关亦借助系列判例和解释令对立嗣旧制予以适度包容,同时参酌民间异姓乞养习惯对养子之权利加以限制,实际上是将欧陆各国收养法例与传统中国的立嗣制度和异姓乞养习俗冶为一炉,从而成为中国近代亲属法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成功范例。     

宪法: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兼论传统中国“国宪”研究的现代意义

"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近现代宪法定义并不能概括人类有政治社会生活以来所有"国宪"或"宪法"现象。纵观人类政治史,任何民族的政治共同体都有"宪法",宪法实为组织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规则。若进一步对古典时代中西法律传统中的宪法现象加以抽绎,我们可以将宪法界定为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就是传统中国的"国宪",深入认识这一"国宪"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统中国的司法理念及其实践

传统中国的司法理念是"平",亦即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的动态的合理正义观。为了将"平"的司法理念落到实处,传统中国一是进行体现"平"的制度建设,一是追求"平"的司法实践。就制度建设言,首先是设立体现"平"的法律规范;其次是设立相应的司法责任制度;再次是设立受理、复审、直诉等制度;最后是要求司法人员兼具法律和儒学素养。就司法实践言,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依法断案,司法审判不应求曲当、尽善,实质是追求蕴含于法中的义的公平、合理;二是主张在审理个案时,司法者应注重曲法以伸情,实质是追求蕴含于法中的仁的重生、恤刑。本文借助案例对此进行分析,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亦即仁与义的辩证统一,内中体现了"平"的应有之义。     

“游戏”视角下的民间规范治理研究

民间“游戏”通过规范实现社群治理,这种治理的正当性在于通过一种集体性的意向实现对社群成员的整合。很多社群的民间“游戏”是长期流传下来的,“游戏”的传统意味着社群成员对其形成了高度认同,这使得基于民间“游戏”的治理具有了可行性。“游戏”规范的治理路径在于通过民间“游戏”的社群环境识别“游戏”的意义,将民间“游戏”的规则与社群秩序的需求融合起来,完善相应的制度保护民间“游戏”,将“游戏”关联的规则融入到纠纷处理上。     

附条件不起诉中“异议”权之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3款赋予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异议"权,意味着检察机关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应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意。该条款旨在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符合司法实际需要,也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应根据"异议"的不同内容,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为保障"异议"权的落实,有必要在实务运作中建立细化规则。     

再谈对“第三者”的法律规范

婚外恋是影响社会家庭稳定的一个敏感因素,对这一社会问题加以相应的法律规范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法律文本中“对”字句的统一与规范

＂对＂字句是法律文本中使用频率较高、应用比较有特点的的句式之一,它在法律文本中主要有强调突显、指示范围、分类列举等语用功能,但运用中有与＂对于＂句混用现象,并存在滥用、漏用、错用等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问题。     

“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规范入宪——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我国"五四宪法"的制定与颁行,"社会主义"规范得以在我国入宪。一方面,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在现实国情与苏联等外部因素影响下,将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化的结果,使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相协调的结果;另一方面,从"五四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规范文本及其入宪过程所体现的制宪者欲将其实施、发挥其宪法效力的初衷来看,这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司法所长与“神偷王”

王某某,男,江苏苏州人,现年60岁,从13岁开始在全国各地,盗窃犯罪,先后度过30年漫长的牢狱生涯,额头上生生凹突出一个硕大的“王”字,人称“神偷王”。他从苏州市平江区出发,第一次踏上服刑之路,又最后回归社会,落户在平江区,其间经历了7次劳改劳教,历尽了生活的艰     

论“不愿腐”规范体系的构建

当下,我国腐败治理正面临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愿腐的深层推进。基于不愿腐作为自律和教育机制的生成困难,对其规制的制度构建不能诉求于狭隘的法律体系的范畴,而要寻求外延更为宽泛的软法体系和规范体系的向度。应以《反腐败法》的出台为契机来建立统帅不愿腐规范体系的制度框架,完善不愿腐的软法规范来构建不愿腐激励机制,以自由法和民间法的法律化、软法化来发挥道德习惯等对不愿腐观念生成的导向和规制作用这三个方面来探索构建我国不愿腐规范体系的进路。     

浅探“中国式”公民不服从——以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为解读

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对＂公民不服从＂现象的理论研究可谓“百花齐放”，最具代表洼的当属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其＂公民不服从＂的定义，被后人普遍接受并认同。本文试通过对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解读，结合几例发生在中国的真实事件，对中国初见端倪的＂公民不服从＂现象进行分析，细观它在中国的生存环境。     

传统行政法控权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一、回溯传统行政法控权理念 传统行政法控权理念的核心可以归结为:行政法是保障个人自由、控制行政机关权力的法律。以此为轴心,它对行政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本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的系统认识。它在不同国家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有较大不同,赞成这一核心观念的学者在讨论具体行政法问题时的理论也有相当差异。为集中并简化讨论的需要,本文着重以控权理念所源起并获典型发展的英美国家的一些学者论述为考察对象。其中,戴雪在《英宪导论》中的论述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材料。这样做的考虑有三:其     

论《大清律例》中的“不确定条款”

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司法领域的控制和监督,防止官员的擅断,更为了全面管理社会生活,所以在立法时尽量将法律条款制定得全面且规范,《大清律例》就是这一规范确定性的典范.但是因为法律本身的特点以及《大清律例》作为综合性法典的性质所限,更因为清代政府的功能所致,所以《大清律例》中同样存在着若干“不确定条款”.而不确定条款因为内...     

论“天道”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肇基于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极端落后时代的中华文明 ,不可避免地带有早熟性。人们一直相信 ,有一个称作“天”或“上帝”的主宰神支配着整个自然界与人间 ,因而 ,以人事解释天界 ,再用这个人事化的天界做为人间的模式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天道”概括。中国传统法律几乎全部的内容都可以用“天道”思想附会、解释 ;法律以维护“天”的秩序为己任 ,以“承天意以从事”的“天子”的利益为根本着眼点 ;追求“天理”重于对“私益”的人的保护等等。由于这种“天道”思想的独特性与保守性 ,中华传统法律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中国传统“公之于法”特质探究

本文旨在对中国传统之“公之于法”力图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文化探究。文章认为 ,“公之于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本文在对“公”、“私”字源以及古人对它们的褒贬态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系统阐述了古代语境中“公之于法”这种法文化特质形成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着重剖析了“公之于法”在古代统治阶级的扭曲下被其“公”的形式所掩盖的“私之于法”的异化景像和内容。同时 ,通过与西方对应物的比较 ,论述了中国传统“公之于法”的不足之处及其在现代的不适应性。论文指出 ,中国古代“公之于法”有着它自己的历史长河 ,其历史内容虽然被统治者扭曲而变异 ,但其一直在民间社会传承的“大公无私”精神则应予肯定 ;同时 ,对西方之对应物所体现的“公而有私”原理则应予吸收 ,从而使“公之于法”之精神理念从中国传统意义中走出 ,从而成为中国当代和未来法律文化的基本特质。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和谐”与“无讼”的价值取向

自古以来，国人理想中的社会都是“和谐’的社会，而‘‘无秽则是其最首要的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大同世界，道家的“小国寡民”，各家各派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尽管所描述的互不相同，但最基本的精神却高度一致，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于人之间，安宁无争、和睦融洽的景象。     

法学专业“叛逆传统”课程的教学方法探讨

法学院或法学系的大学生对"叛逆传统"课程有一种天然的抵制情绪和表现。加拿大和美国的教学实践中也曾出现过这一问题。"叛逆传统"是痛苦的、不易的、有风险的,它需要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当代人作艰苦的斗争。经过思索与探讨,本文总结出了一套教授具有叛逆传统性质的"叛逆传统"课程的有效教学方法。     

小议“哲人王”——柏拉图的政制构想辨谬

现代政治哲学的视域下,人们在面对柏拉图"哲人王"的政制构想时,往往会产生一些困惑与质疑。这些质疑究竟缘何产生,又有怎样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怎样理解这一构想才是恰如其份呢?本文将避开"以今度古"的思维误区,力图把问题还原到柏氏政制理念所产生和作用着的那个历史文化场域之中,来尝试着一探"哲人王"之究竟。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