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制度与文化的百年进化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中国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民族与人种有着同样的人性需要和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宪政也必然具有世界各国宪政的某些共同特点,并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统治规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程尤其表明,中国宪政并不是世界宪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为世界宪政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人民自觉拥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为世界宪政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     

论基督教幽暗意识对宪政权力限制的影响

宪政制度是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其产生于基督教文化息息相关。权利限制是宪政制度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这一价值的产生来自基督教文化中幽暗意识。基于基督教对人性二元认识的幽暗意识,西方社会发展出了制度理性的现代国家宪政制度。     

西方宪政发展的自由主义背景

近代西方宪政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自由主义为西方宪政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与价值基础。而自由主义文化背景的不同 ,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由主义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对本国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的完善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 ,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种自由观 ,对宪政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并出现了“消极宪政”与“积极宪政”两种宪政模式。在现代社会 ,两种宪政模式的互动与平衡的实现 ,还需要在未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宪政的实践中继续探索。     

西方宪政发展中的税收动因探究

本文认为,西方宪政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其政治法律制度自我扬弃、自我提高的过程,税收是其中的重要内在动因。英国这一宪政先行者在宪政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历史经验说明,现代税收成为近代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以及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是西方党政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人性观与刑法的介入范围——基于中西方人性观之比较研究

犯罪系人实施,刑罚亦科于人,刑法因人的行为而介入,也因对犯罪人刑罚的实施而结束,人是刑法的中心与落脚点。而人性是人天生具有的、固定不变的共同本性,因而人性成为刑法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人性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人性观的不同使得刑法调整生活的范围差异明显。本文试从古代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来看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的差异,并反思我国现行刑法的介入范围之现状与缺陷,以抛砖引玉。     

浅议西方弹劾制度

弹劾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与宪政的主要推动力量,对西方宪政的建立功不可没。弹劾制度在其漫长的历程中几度沉浮,此消彼长而最终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手段广为流传.通过对其历程简单梳理,使我们了解其历史现实和未来趋势,加深认识弹劾制度,避免误解。     

刑事诉讼立法人性基础比较研究

关于"人性"的理论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在不同人性观影响下所作的不同法律制度安排和司法实践却截然不同、渐分优劣。以"经验人"和"人性恶"为立法人性基础,必将带来法治和程序法的发达,并使刑事诉讼法防止司法权滥用和保障人权的独立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以"理性人"和"人性善"为立法人性基础,有可能导致程序法相对不完善和不发达,并使刑事诉讼法沦为人治的附庸,其防止司法权滥用和保障人权的独立价值也无法真正实现。本文在比较中西方法律人性对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影响的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人性基础的应然性进行相应研究,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刑事司法应以"人性恶"作为人性基础。     

美国联邦制与清末民初联省自治

晚清危局,内外交患。西方列强对我国侵害不断,国耻弥漫,甲午之战、日俄战争;同时,这也破灭了实业救国的残梦,＂宪政＂成为学习西方的重中之重。而新兴之强国美利坚,成为清末所学习和考察的重点,其联邦制制度被广泛传播,并付诸实验。但此一制度却未能使中国富强。     

罗马宪制初探

罗马宪制对西方宪政的影响历来被法学界忽视.西方宪政理论的最早起源虽在希腊,但其制度的最早起源却在罗马.这种由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成分混合而成的宪政体制,经过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直到共和国末期才最终定型.本文在对这三种成分及其发展的简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罗马宪制至少在四个方面对西方宪政制度具有影响,即在实践中完善、法治、制衡和限权.     

论自然法思想对宪政的影响

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对近现代宪政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法思想中有关高级法、对人性的不信任以及对"完美"政体的不断探求,成为近现代宪政实践中国家权力分立制衡、违宪审查制度等的理论渊源。除此以外,自然法流派强调对法律价值问题的思考,与实证主义法学相比,认为只有体现出正义、公平、自由等基本价值的法律才能成为真正具有拘束效力的行为规范,从而明确了宪政必备的价值要素。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试论权力制约及其人性基础

人性是一切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类的一切制度莫不以对人性的认识为潜在的基础。在文中笔者分析了人性和权力的内涵,及基于不同的人性观的中西方不同的权力制约理念。     

借鉴与移植:大陆法系宪政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清末民初,在中国宪政文化及其制度建设上,借鉴与移植外国宪政文化成为了一股潮流。清末立宪在宪政出洋考察与模式选择上照搬了日本立宪的经验,而德国的宪政思想和宪政制度主要是通过日本对普鲁士宪政的模仿而被移植到中国来的。这是"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立宪策略的具体化。法国宪政文化在中国移植的命运跌宕起伏:由清政府极力抗拒到民国新政权的致力效仿。民初若干宪政制度的设计是直接移植法国宪政文化的结果。     

宪政的中国语境

宪政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有自己的原始涵义,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在接受宪政观念时作了新的理解,这就使得西方的宪政观念在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人追求的是宪政自身的价值,而在中国,宪政则变成了人们在追求国家富强时的一个工具。这种语境的置换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价值分析

被西方誉为"阳光法案"的好制度,却在我国25年"难产",这反映了社会不同阶层对该制度法理的不同认识。本文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价值为视角,指出了该制度"社会本位"秩序观和"权利本位"自由观两种价值取向,该制度的价值内容以及价值冲突与整合等内容,以期凝聚我国社会各阶层对实行该制度的价值共识,对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制度性突破提供智识。     

浅析日本宪法诉讼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无诉讼即无宪政,可见宪法诉讼之于宪政的重要性,宪法诉讼制度对于日本而言是"舶来品",美国对其施加压力,在这种背景之下,该制度在日本得以形成,并经过部分调整,逐步本土化之后有了自身的特色,整个制度在日本运行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传统建制思想下宪政之困境

本文从"社会契约论"及"人性本恶"两种理论阐述了学者对宪政理论渊源的不同解释,分析了"君"、"天"、"民"传统政治建制理念,解析了传统建制下宪政的变异状况,并提出了传统建制渊源下政府难以"有限"、正当反抗滥用等观点,建议在"契约"及"人性"中选择适当理念作为我国宪政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     

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

宪政民主政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新课题。本文对西方宪政民主的起源、生成与演变史做了一个鸟瞰式的回顾,为探究宪政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在从词源和辞义上辨析了西方文字中的"constitution"以及以及与之对应的中文"宪法"和"宪政"的基本含义之后,本文对英国、法国和德国近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和演变史做了一些简略的历史考察,并在最后一部份对近现代欧洲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下的法律制度的生成原因做了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     

泰国宪政制度非经济制约因素分析

泰国宪政制度在国王、宗教、民族、军队、政党等非经济因素的交互制约下显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宪政运行模式和宪政道路。对泰国宪政制度非经济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泰国宪政制度的现状进行合理诠释。     

宪政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在宪政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由此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确立以"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观念.在宪政制度下,需要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模式来确保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克服政府自利性现象. "宪政"就是"限政",即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在宪政制度下,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就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