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三分制的环境平台

2003年1月18日，在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深圳专场记者招待会上，深圳市长于幼军首次透露深圳将推行“行政三分制”，即打造一个决策、执行、监督的全新政府架构，深圳计划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个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接对市长负责。同时建立所有政府部门共享的内务管理和服务系统共享的公共行政平台。     

中外行政指导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我国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富有竞争活力和效率的经济,另一方面又是富有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性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完全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此种干预不能完全凭借强制性手段进行。因此,行政指导这种新的基于行政相对方同意或协作而发生作用的非权力强制性行政活动方式,就成为完善和丰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方式及行政法制的一种必然选择。     

"行政三分制"——行政自制的制度化尝试

"行政三分制"是指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使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行政三分制"的目的是通过行政权内部分权和制约来对行政权进行自我控制,它符合行政自制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同时又有利于预防和遏制行政权行使的盲目和专断,是行政自制理念实现的重要机制.深圳经济特区的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自制和发展行政控权机制的有益尝试.     

论行政"决策、执行、监督"三分--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局限性及其对策

“行政三分制”是指将行政管理职能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 ,三者相对分离 ,相辅相成 ,相互制约 ,相互协调。实行“行政三分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减少腐败的产生。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改革经验 ,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它不利于创造、灵活地执行政策 ,不利于明确政府部门间权责关系 ,不能保证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和增大了组织规模控制的难度。针对这些弊端提出相应的对策 :创新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完善外部监督机制的建设 ,加强立法和运用企业管理经验以控制改革的成本。     

行政生态学的中美行政改革比较

行政改革的动力源于行政环境,改革就是要实现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的协调发展。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二者在市场化程度、社会发育程度、制度化水平上均有很大不同。因此,他们的行政改革举措便呈现出差异,如对待官僚制的态度、市场化的内容和力度、对民主和效率的侧重等。     

美国精益政府变革与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比较与借鉴

行政审批流程优化始终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当前放管服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也展开了精益政府变革,流程优化同样是其核心内容。以一些比较典型的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例,对两国在同一时期推进的相似改革进行比较,可以了解改革的最新进展,并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启示。     

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

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的生命线。笔者认为,对行政改革理论的研究必须引入行政权力这一概念,才能使行政改革的理论由宏观层面过渡到微观层面,从而为我国的行政改革理论奠定可操作性基础。本文剖析了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结构的概念,并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分析了行政权力结构变迁的规律,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权力结构模型：系统整合型、有限型、法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意义;最后,笔者认为为防止行政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刚性阻力与行政机构的自我膨胀,必须在新建立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注入文化与利益两种平衡与润滑机制。     

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之比较

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都是行政学与生态学相结合产生的新兴边缘学科.行政生态学是关于"行政的环境"的科学,侧重于行政系统的外部环境研究,是借用生态学的生态平衡理论,从行政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来探讨行政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生态行政学则是关于"环境的行政"的科学,主要研究政府行政手段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是探求政府生态行政管理规律特点和方法的科学.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比较与借鉴

西方国家均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某些共同点。由于各国市场发育程度、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使其市场经济模式各具特点，宏观调控存在差异。比较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之异同，可以为建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提供许多借鉴。     

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特殊维度——立足我国国情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思考

由于社会背景不同,因此,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审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把握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不同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特殊方面。这至少包括:为行政管理改革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突出服务职能,同时强化必要的管制;大力培育非政府组织;有限制地引入市场机制和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在促进规则制度建设的同时逐渐加大结果评价的权重;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又提升管理者的政治责任感。     

整体性治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协同政府＂是英国布莱尔政府在实践中的整体性治理模式,主要围绕统一决策和加强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的合作两个目标来进行。其他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实践情况,围绕整体政府进行了多元化的行政改革。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主要是：在行政理念上回归公共性;在组织结构上强调协同整合;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允许多元参与;在技术手段上注重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     

我国西部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我国西部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已进行多年,但目前仍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结合目前实际,我们应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规范审批程序、设立审批标准、完善行政服务中心、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提高行政人员素质、完善审批听证制度和建全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加快并深化西部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我国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关事务管理变革工作经历了初步探索、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三个时期。我国机关事务管理经不断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面临管理职能分散化、部门利益分割化等碎片化困境,因此我们应树立机关事务整体性治理理念,构建跨部门协同的集中统一治理体系。调研湖北省、山西省、江西省等地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实践发现,集中统一管理具有优势也面临诸多挑战。未来机关事务管理应增强保障与服务职能,打造服务型组织;提高管理与运营能力,打造高效型组织;健全监督与问责机制,打造责任型组织。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 in Britain and Germany

Over the past decade, Britain and Germany have both made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ir financial regulatory regimes with the creation of single powerful regulators. In both cases, this meant either ending or severely limiting the regulatory role of central bank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reation of these new regulatory actors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preferences of domestic political actors responding to the increased political salienc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s a policy issue. The result was distinct partisan differences about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responsibilities with centre-left parties seeking regulatory actors clearly accountable to government and parliament. Such an accoun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accounts of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that are largely exogenous to domestic politics.     

Regulatory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Market Reform in Britain and Jap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th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nance has had on the regulation of domestic securities markets in Japan and Britain. In particular, it seeks to explain the apparent incompatibility of two distinct trends: deregulation (and state retreat) on the one hand, and increased regulation and state involvement in markets on the other.
Much of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efec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domestic policymaking has drfjculty explaining these two distinct regulatory frends. First, there has been no uniform "competition in regulatory laxity." Seco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exerted hegemonic influence over outcomes. Finally, domestic-level explanations which deny the importance of systemic-level influences on domestic policy choices are unable to explain the similarity of policy choices undertaken by governments with very different regulatory traditions.
I argue instead that regulatory reforms have been undertaken primarily for the benefit of a particular set of private economic actors—mobile consumers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ing both holders of liquid investment capital and large multinational borrowers.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systematically strengthened their influence over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by making "exit" from one political marketplace to another a more realistic and more potent bargaining strategy than the alternative of exercising "voice."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论WTO背景下的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加入WTO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与WTO要求有诸多冲突,为此,要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实现政务公开;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     

美日两国行政改革的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日两国政府都进行了国家行政的改革,其基本措施是简政放权,调整机构,目标是转化和强化政府管理职能.东西方这两个大国的改革走向,预示着信息时代国家行政管理面临重大挑战,各国政府如何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做出选择,是关系到21世纪国家间竞争成败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