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理性化与自由——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理性化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可是你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现实的要求。——歌德一引言"身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在研究世界史时,应当提出如下的问题: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曾出现(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及价值之发展方向的某些文化现象,这到底应该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呢?"韦伯在为其宗教社会学文集所写总序言的开头,写下了如此意味深长和令人省思的话。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遭遇前     

关于韦伯理性化理论的评议

"理性"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可谓是一个核心概念,韦伯正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为角度和发展脉络,历史性考察了西方,以及比较性研究了中国,从而串联成一个壮观丰富的整体。并揭示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力图利用有限的知识结合韦伯的其他社会学思想,寻求对理性化理论一个整体系统的认识。     

论违背形式强制的法律后果

关于违背形式强制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36条与第37条既未意识到区分法定形式强制与约定形式强制的必要性，又异乎寻常地采纳了早已被近现代民法摈弃的合同不成立规范模式。产生此种立法状况的根由，在于未认识到签字或盖章的意义不是决定合同成立的时间，而是合同成立的必要形式要件。为防止形式欺诈，保护另一缔约方的合理信赖，应限缩解释《合同法》第36条与第37条的规定。     

悖论中的理性化分析

韦伯的理论建构核心是对"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社会学分析。本文依托"理性化"对其理论触及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解读,试图找到一些对建构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性的价值。     

现代社会的法律自治——韦伯论现代法律的自治性

韦伯的社会学是作为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出现的,为我们理解法律现象提供了一个基于社会理论的＂外在视角＂。以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基础考察法律自治性的社会理论依据,可以为我们理解包括法律自治在内的现代法律现象提供一把钥匙。     

重温形式理性法律的特质——韦伯视野及当代价值

韦伯认为直至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形式合理性法律开始形成并成为最具合理性的法律形态。韦伯视野中的形式理性法律具有权威性、确定性、平等性、自治性、专业性、合法性等特质。总结、重温和厉行这些形式理性法律特质,对于我国当下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正>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西方学术界倍受推崇的古典社会学思想家。美国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法律和社会学派(Law and Society Movement)将他作为该学派的倡导者,将其著作奉为经典。[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论是在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思想家那里,都不乏韦伯的支持者和批评者。[2]不少学者将这种现象归结到韦伯的学术思想,甚至其个人性格中的矛盾性。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概括地介绍其主要的法律观点。     

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推进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发生了。”① 法制现代化理论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诸多影响法制现代化进程变项中的一对关键性变项，而是否以形式合理性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行的原则，则构成了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区别。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现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高度重视…     

论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界分

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我国学者一般将之作为等同的概念使用。这种观点导致了某些学术上的混乱,也导致法律形式和法律渊源各自的作用没能够充分发挥。正确界定法律渊源和法律形式,是实现二者区分的逻辑起点。法律形式是法律文本的表现方式;法律渊源是裁判规范的集合体,法官从中发现裁决案件所需要的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由此可以得出二者之区分:从实践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指司法之法,法律形式之法是指立法之法;从内容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形式则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规则体系;从路径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在司法适用过程发现和寻找的,法律形式之法是立法中形成的。司法适用之法完全局限于制定法之时,二者会出现种属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涵依然有着重大区别。     

论行政行为生效的法律形式

行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状态,既关系到行政职权的实现,又关系到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实现。对于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行政行为理论乃至于行政法治理论问题,我国学界和实践界至今还是一个空白。基于此,本文从行政行为生效法律形式的疏漏、行政行为生效法律形式的意义、行政行为生效法律形式的内容构造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生效的行政行为是已经完成的行政行为、是已经批准或者备案的行政行为、是已经送达的行政行为、是已经受领的行政行为、是已经完成了救济程序的行政行为。     

韦伯“卡迪司法”论断辨正

马克思·韦伯视中国传统法律为“卡迪司法”的论述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持久争论。学界对韦伯观点的回应大致分为支持与反对两种,但都是用史学的方法检验韦伯的结论,因此存在偏差。“卡迪司法”论断并非韦伯著作的核心,且韦伯本’人对此结论也持保守态度。而这一边缘性论断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回应,一方面源于当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与传统礼法文明之间巨大差异而产生的知识困境和矛盾心态;另一方面源于对于韦伯的误解。“卡迪司法”论断只是一种理想类型的构建,其目的是为了彰显西方法律独特的形式理性特征,它不完全符合真实的历史,也很难进行历史检验。既有的讨论陷入对于历史细节的纠结之中,混淆了法律史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没有真正理解韦伯。因此我们无须拘泥于韦伯“卡迪司法”的结论,而应该更关注方法背后的旨趣。     

论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十个问题

法律制度的理性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实质合理化,一为形式合理化。法治原则在司法领域必然意味着形式合理性的优先,即,在司法过程中,当个案处理结果的实质合理性与法律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可以两全时,司法者应当而且必须兼顾这两种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同时实现个案中的实质合理性与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然而,当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发生不可两全的矛盾而不得不有所牺牲时,司法裁判则应当以优先实现形式合理性为原则,以牺牲形式合理性为例外。无论是对于持有社会本位价值观念的人们而言,还是对于持有个人本位价值观念的人们而言,只要他们遵循理性的指引来选择达成目的的手段,以优先实现形式合理性为原则、以牺牲形式合理性为例外的司法公正,都是唯一合理的选项。     

官僚制的精神与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理性化重塑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形态,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官僚制中所包含着理性精神、民主意识以及科学化的设计思路和要求,对于我国在转型时期发育、构建理性化的行政组织体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理性化及启示——中世纪威尼斯刑法初探

中世纪的城邦国家威尼斯做出了刑法理性化道路的探索.它不仅确立了以法典法、习惯法、判例法和教会法为主体的刑法体系,将主要罪名设立为侵犯财产罪、侵害人身罪、政治犯罪三类,还建立起位阶有差、分工各异的专职司法系统,以保障法律的实施.就刑罚适用而言,威尼斯坚持以罚金刑和监禁刑为主体的宽缓量刑原则.威尼斯刑法的理性化源自其本国自由理念、独立地位、政治宽容、商业经济以及人文理性的萌生,它预示着刑法理性主义的时代即将到来.     

论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理性化扩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我国现行劳动法对劳动关系范围的厘定过于狭窄,致使许多新型劳动关系无法获得劳动法的全面保护,极大地制约了劳动力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应对其法律调整作出理性化的扩张。     

论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十个问题

一、什么是形式合理化形式合理化或形式合理性是由韦伯创造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是他用来分析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过程的工具性概念。形式合理性意味着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形式化的符号体系;二是逻辑一致的演算(广义的运算,包括一切形式的推理     

汉代皇权与法律形式

广泛地收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系统地考察了汉代法律形式———律、令、科、比、品、春秋决狱等,探讨相互之间的关系,指出汉代皇权是法律形式的权力渊源。     

犯罪劳动实现形式论

犯罪劳动实现形式包括犯罪从事劳动的形式和监狱组织罪犯劳动的形式,通过劳动改造罪犯是监狱组织罪犯劳动的根据,是罪犯劳动的本质属性,但罪犯的劳动如何不符合社会需要,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它的改造目的也难以实现,监狱对罪犯劳动的组织形式也难以维持。因此,研究罪犯劳动的实现形式及其改革发展,必须时刻把握罪犯劳动的改造适应性和经济效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