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变迁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变迁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显然,就制度变迁而言,经济制度变迁具有第一性,而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附属性,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必须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同时随经济制度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关心对我国经济制度转型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即适度分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可促进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加速我国市场化进程,反之则会阻碍我国的市场经济进程。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结构关系主要有两种模式 :相互控制和重叠统治。相互控制模式的设计使得各级政府在组成、立法和执行上相互依赖 ,通过立法、行政过程中的体制保障机制来协调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用司法方式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通过裁决个别纠纷 ,可以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 ,其方式有不为人注意的重大好处。中央与地方关系难题的治本之策是吸收重叠统治模式的优点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     

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法治建构——以整顿地方政府驻京办为例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比较中英两国浅析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和英国也不例外。中国和英国同是单一制国家,两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既有共性的一面,更有不同的一面,通过两个国家的比较可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建设提供借鉴和经验。     

中美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宪政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合理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比较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寻求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方案,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发展.     

中英两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差别及其成因分析——以利益平衡方式的路径依赖为视角

直至目前,中国仍然以行政集权为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线,而英国采用的是民主分权的方式,这是中英两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最大的差别,其根源可追溯至中古时代。本文以利益平衡的方式为线索,将其与路径依赖结合成一个包括政府的建成原则、权力的分享与制衡、财富的分配、宗教形态和政府的发展取向五个维度的宏观分析框架进行考察,发现中英分别采用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在很大程度受原有利益平衡的路径所约束。     

论中央与地方法律关系的变革

要检讨目前宪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进而期待日后修宪能够弥补这个缺憾,我们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检视一下地方分权所具有的宪政意义。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几点极为特殊,是世界其它国家所难比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在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方面,应注重地方自治的精神,来妥善地平衡中央统一领导,以期达到最能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之目的。重新评价宪法政策,可以获得地方分权和自治有正当性的结论;法治原则也要求地方分权、地方自治的体制能有一个较为坚实的宪法基础。只要宪法设置国家统一及禁止分裂的防卫机制,地方分权和自治不会造成国家分裂。今后中央地方彼此的权限,应尽可能地在宪法的位阶上加以明确界定,成为宪法保留的制度。     

公共治理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对于任何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而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都是其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多次变动,但都跳不出"收死放乱"的怪圈。公共治理的兴起,为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治理理论的借鉴,本文试图为新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改革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向度。     

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已经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但是从宪法文本出发探讨这一问题的成果却极为有限。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大概有三十条左右，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条块结构”。虽然宪法文本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某些方面规定得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重要内容缺失、部分规范滞后、表述过于抽象等缺陷。其完善进路主要有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下位立法三种。就现阶段而言，加强宪法解释无疑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单一制下中央地方关系体制应作两类划分——我国中央集权式中央地方关系的动态平衡

虽然我国宪法规范了民主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 ,但由于政党因素、历史积淀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 ,实践中 ,我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更多具有中央集权的特点 ,从而应属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模式。从规范上来讲 ,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多作三类划分 ,即中央集权制、地方自治制和民主集中制 ,但从实践的角度看 ,应作两类划分 :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关系的法律调控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构成内容,它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表现出再分配性、无偿性、赠与性、间接调控性等多重特点。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形式、数额和附加条件,都是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我国正在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应针对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和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确立转移支付的目标,规范转移支付的形式,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计算确定方法和附加条件的设定。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国家审计监督——以省长经济责任审计为例

中央与地方间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范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审计署组织实施的省长经济责任审计,是法治化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台,也是在制度框架内进行信息交换和沟通的机制,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法治框架下的中央与地方间关系处理模式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处理好四个先后关系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高、难度大、技术性强,只有科学地操作、稳妥地进行，方可达到预期目的。     

清代顺康雍乾时期州县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探讨与借鉴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之一,更是国家在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传承,理解现在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现象和内容,作者对距离我们最近、对现实社会影响最深得清代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分析,其中以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州县与中央关系文突破口,进行分析总结,希望得出对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意义的借鉴和经验。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     

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阐述

本文以单一制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前提下,论述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通过对单一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出三种单一制国家较为典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模式;同时根据当今世界各国大部分国家都具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双重特点,特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对主义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各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必然趋势奠定理论基础.     

“地方发展型政府”抑或“地方企业家型政府”?——对中国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述评

在中国财政和行政分权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发展动力机制密切联系。根据地方政府机关是否直接参与营利性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划分为"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两类。用单一的政府行为模式不太可能完全概括中国政府行为的所有面向。一般而言,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的特点,并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但政府行为也表现出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在不同改革时期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特点的显著性、着重点和表现形式的区别。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模式运作的成果分配问题。     

论我国地方政府行政组织改革

地方政府行政组织改革是要精简机构,转变职能,提高工作效率和优质服务水平,建立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地方政府组织改革是我国政府改革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的界定和现状分析并对所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而对我国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进行重新定义。     

预算法修改：约束政府“钱袋子”——预算法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收入、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现代分权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适度分权原则、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     

中央和地方关系视角下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治理效能

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扩充地方立法权主体范围,鼓励地方发挥主动性、积极性,运用地方立法进行治理,加强了地方的民主治理、适应性治理、竞争性治理、创新性治理机制,提升了地方治理能力,有利于发挥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优势。然而,实践中的地方立法受中央集权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和法治建设的形式主义影响,在立法过程中出现政治程序空转、立法资源浪费、公众参与不足、过分关注形式等问题,在治理进程中出现立法缺少特色与创新、配合运动式治理等问题。地方立法的治理效能未充分体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优势也未充分发挥。健全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关键在于加强地方政权建设,通过不断充实地方立法的自主基础,积极鼓励地方的法治改革和创新试验,逐步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增进其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