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合法性判断过程中的法律思维

合法性判断是公证的应有之义。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合法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公证本身的合法性，指人们对公证的态度：另一方面指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即申请公证的事项，如行为、事实、文书的形式与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公证过程中的合法性判断主要针对的是后者。     

刍议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法、理、情——基于佛山市顺德区大部制改革模式的思考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入点。而法、理、情是人类社会得以稳定有序最本源的基因，也是人类追求至善幸福生活必须考虑的三个维度。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与法、理、情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改革过程中合法性、合理性以及舍情性的是否协调也直接关系到改革成功与否，     

法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法的合法性问题是很重要的 ,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对此作了论述。一种法律要被人们遵守 ,首先必须被信仰 ,而法律信仰的本质是对它的合法性 ,即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确信。这种确信是以人们对法律的合法性评价为基础的。合法性评价应从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 ,二者各有其评价标准。     

守法的执政

守法的执政．是依法执政的现实表现。之所以将依法执政的实践表述为守法的执政。是因为，这样更能够表明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突出宪法和法律对于执政的基础性意义。     

法效力的逻辑探寻——法律效力的文化辨析

本文从文化层面上探讨了法律效力的文化演绎逻辑，认为法律效力问题实质上是法在人类生活中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并进而对法缘何而获得此种普遍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作者的结论是：法律的效力是与立法的合目的性、法的合规律性、程序的正当性等方面法律自身之文化合法性问题紧密相关并由后者所演绎、派生而来的。而法的此种效力演绎逻辑，同时也正是现代人类选择信守的法治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真谛之所在     

禁私：中国古代对天学的法律控制

中国古人对头顶的天空进行了独特认知并形成了“天学”。由于天学涉及到统治王权及一切军政大事之正统性、合法性及有效性的本源问题，所以其受到统治阶级官方严格的法律控制，这种控制以禁止和打击私人染指为主要内容。可以说，对天学的禁私行为为我们理解古代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一条根本路径。     

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的合法性研究

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的合法性是一个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争议的问题。支持方和反对方分别以“权利用尽原则”和“地域性原则”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实质上之所以久久不能平息对其合法性问题的探论，是由知识产权人私有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对在知识产权领域永恒存在的矛盾所引起的。因此为了支持产品的平行进口，推动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化，本文试图从价值取向，经济以及法律的角度来对专利产品平行进口的合法性展开论证。     

试析“官告民”的相关法律问题

孙笑侠教授在其《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中写到“行政法比其它一些部门法更需要理论，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还包括世界各国的行政法。行政法特别需要理论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而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     

论党规的“法”属性——基于新法律多元主义的考察

在讨论党规是不是“法”之前,首先要回答法的概念这个前提性问题,即什么样的规范体才能称作“法”。从新法律多元主义立场出发,判断一种规范体是否构成“法”的基本标准,包括体系合法性、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运行合法性等四方面。其中,体系合法性是指“法”规范体在数量、结构、密度等方面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包括规模性、严谨性、完备性、统一性等。形式合法性是指“法”规范体在外观、形式、效力等方面所应达到的基本品质,包括普遍性、规范性、易懂性、公开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等。实质合法性是指“法”规范体在价值目标、实体理念等方面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包括正当程序、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公平正义等。运行合法性是指“法”规范体在运行机制、操作过程、实际效果等方面所应达到的基本品质,包括机构专职性、运行程序性、人员专业性、公共强制性、实效性等。党规体系符合上述四方面基本标准,具有明显的“法”属性,是最接近于国法体系的法规范体。     

宪法原则的适用

在法学理论上,宪法原则是法律规范的一种:而在实务中,法律原则作为有效法律规范被援引的合法性又每每遭到质疑。兖法原则在法学中的矛盾表明,法律本位问题在不同视角的关注下逐渐演变成了不同的法律方法问题.制定法中明确的宪法原则具有实在的法律规范效力,其直接适用不仅可弥补制定法规的不足,而且能扩大通过法律机制解决社会纠纷的合法性依据。     

论法律规范性的概念与来源

法律规范性理论包括概念和来源两个不同的问题。概念要回答的是法律的规范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它与道德规范性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与区别。来源问题则要说明法律为何具有此种规范性,关涉到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性实践如何可能这一根本性问题。与道德相比,法律的规范性是一种弱规范性,它本身是一种道德主张,但它的来源却是独立于法律要求的道德正当性的。哈特和科尔曼等人基于法律人视角,将法律规范性问题转化为法律的效力来源问题,是对法律规范性的误解。承认规则只具有认识意义。法律本质上以权威性的方式有效消除合法性环境下的道德瑕疵的共享合作事业,法律的规范性来自于法律实现其道德目标的能力。     

劳动教养制度的终止与保安处分的法治化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下,如何依循法治原则预防犯罪是一个亟需认真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保安处分是预防犯罪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然而目前一些保安处分措施存在不同程度的合法性问题,其正当性根据也受到诸多质疑。其中,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象,其存在的各种弊端成为不当干涉公民基本权益的隐患。完善我国保安处分制度,应提倡"重点突破、全面带进"的思路,即在废止劳教制度的同时,通盘考虑并解决目前各种保安处分措施存在的问题。实现保安处分措施的法治化,应首先解决合法化的问题,即形式上应明确保安处分措施的法律定位与权力归属,在实质上贯彻必要性和合比例性原则。     

法的合法性与整全性的关联分析

法律资格纷争成为英美法理学传统的一道难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法学流派。从法的合法性判准的不同模式出发,证立整全性不仅可以进入法的合法性判准的行列,而且必然成为当下法的合法性判准的最佳选择。这一必然的最佳选择基于整全性在理论上符合法律的终极目的,即最高指令——人类"善"的生活,在法律实践中实现了平等尊重和普遍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的法律才是理想型的法律。如果这一论证结论确实可行,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哈特与德沃金关于法律概念之争,终结和平息不同法学流派对法律资格的纷争。对于法律资格的回答将聚焦于法的合法性和整全性的关联考察,其对法理学的重述将开辟新的理论疆场。     

The Cultural Power of Law and the Cultural Enactment of Legality: The Case of Same-Sex Marriag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same-sex couples with respect to marriage. Data from an interview-based study of 71 members of same-sex couples reveal strong consensus on the desirability of hav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legally recognized, and considerable variation in couples'attempts to enact marriage culturally through various practices, including the use of marriage-related terminology and public commitment rituals. I argue that some of these efforts to enact marriage culturally should also be read as attempts to enact legality in the absence of official law. The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challenge the idea that marginalized social actors will tend toward a resistant legal consciousness: Rather than seeking to avoid and evade legality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most same-sex couples seem to embrace legality for its practical and symbolic resources, even as they stand "against the law" in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exclusion of same-sex couples from the institution of legal marriage. Approaching marri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me-sex couples,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leg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marriage are deeply intertwined. Cultural enactments of marriage enact legality even in the absence of official law, and many actors ascribe to law a cultural power that transcends its specific benefits and protections, the power to produce social and cultural equality.     

量刑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应有拓展

罪刑法定原则必须与时俱进,刑法规范内容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多样化,但罪刑法定原则长期被学界定位为犯罪与刑罚的法定化,无法充分体现其限制刑罚权滥用的制度价值。随着刑事司法中的最大问题由罪刑擅断到量刑不公的转变,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亦应该有所拓展,即从"犯罪与刑罚之法定化"的二元格局迈向"犯罪、刑罚与量刑之法定化"的三元格局。其中,评价范围与评价方法的法定化,就是量刑法定化的题中之义。     

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实证主义法学的正当性思想研究

现代性下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法律实证主义割裂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古代的正当性被转化为合法性:一个行动或公权力,只要是符合实在法的,即可称为正当。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要想成立,还必须解决法律自身的有效性问题,这样才能彻底摆脱道德的证成。以纯粹法学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通过法律体系内的效力授权链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的整个拼图。但是,割裂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又面临着新的正当性危机。     

犯罪化范围的法理分析与展开

在犯罪化的合法性范围问题上,出现理论争议主要是由于对刑法所设立的禁止性义务来源的认识不同,其争论焦点在于刑法是否或应在多大程度上强制推行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道德。法律道德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在理论的实际应用上因其不确定性而往往难以统摄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效益评价理论会因其伦理根基的不足而无法对自身理论进行有效的修正。实际上,犯罪化的范围是由刑法的价值本位决定的,应是界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的一种动态定位,因而犯罪化的合法性范围的实然确定是立法者在协调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基础上,依据某一阶段刑事政策的需要而对越轨行为做出的动态反应。     

高校法治与特别权力关系

依法治校是我国行政法学界新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一些对高校的诉讼更是将对高校的依法治理问题的讨论置于公众的广泛关注之下。高校法治并不完全排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需要吸收其合理内核,并做出一定的改良。通过引入法律保留、司法救济以及正当程序原则和禁止权力滥用原则等,完善我国的高校法治理论,对学生管理权的法治化进行有益的尝试,以期对实践有所指导。     

行政判例制作中的法律解释

行政判例的法律解释是法院包括法官在制作行政判例时就需要明确的法律问题所作的说明,以期对后来的案件予以约束指导的活动。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性,保证法制改革的有序进行,创制行政判例的主体应该只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解释最终归宿点应该以判例这样的载体出现。行政判例制作中除一般法律解释方法的应用外,还有构成性、合法性、合理性、利益衡量等具有行政法特点的法律解释方法。     

刑法解释限度的理论构建:从价值优化论回归合法限度论

刑法解释限度,是指刑法文义解释所不能超越的、法律文本(刑法文本)所限定的文义界限和程度,以确保刑法解释对象和解释结论的合法性(限度)。刑法解释限度所欲解决的主要是刑法解释合法性问题,而不解决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问题。刑法解释限度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法律规范用语的语用学所可能确定的、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语言意义为标准,可以简称为“语用意义的国民预测可能性说”。刑法解释限度的诠释学功能,是指刑法解释限度在诠释学上所具有的限定刑法解释合法性的功能,其特点是有限性和层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