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主要社区矫正模式考察及其借鉴

一、国外几种主要的社区矫正模式及其特点 目前，国外社区矫正根据其适用特点，大体上可以分这样几个模式，一是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公众保护模式”；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刑罚模式”；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更生保护模式”。下面对几种模式的基本情况予以介绍。     

关于建国头17年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理论分析

我国建国头１７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６）以模仿苏联模式进行改革为主要特征，第二阶段（１９５７－１９６５）的主要特征则是偏离苏联模式，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制度主要包括建立由单科院校与理科综合大学构成且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建立“大学一系”、系内设专业、教学研究组的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建立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     

权力的起源: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考察

权力是法学基本范畴之一,借鉴历史学、人类学的成果与研究范式,其起源可以用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一种是以北美易洛魁人为代表的氏族——部落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国“五帝”为代表的酋邦模式。从比较法文化的立场上看,权力起源的不同模式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权力形态和法律传统。     

中国模式的开创意义

曹雷在《中国改革报》撰文认为，中国模式首先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模式的中国模式，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初探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私人执行模式有直接执行模式和“审决前置”执行模式之分,但直接执行模式是主流模式。对于私人执行主体的确定,世界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损害”标准,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影响”标准,“影响”标准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任何反垄断违法行为都可以成为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对象,但实践中有一定的局限性。诉讼是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主要途径,而损害赔偿和禁令则是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主要救济方式。     

强奸罪的本质特征与立法模式之反思

受女权运动的影响，绝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将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奸罪立法模式转变为以“不同意为基础”的强奸罪立法模式。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刑法理论中有关强奸罪本质特征的强制手段说、违背妇女意志说、强制手段加违背妇女意志说等几种观点都不合时宜，我国《刑法》保留以“暴力为基础”的传统强奸罪立法模式正面临着挑战。采纳以“不同意为基础”的强奸罪立法模式是世界的潮流，将“未经被害人同意”作为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时代的要求。关于强奸罪中同意的认定方式，西方存在肯定模式、否定模式和协商模式，但只有肯定模式反映了权利行使的特点，体现了对性自主权的充分尊重，应为我国所借鉴。     

我国开放银行数据共享的监管模式选择

开放银行是一种基于数据共享的平台化、生态化商业模式，具有“颠覆式创新”特性，传统监管的立法供给、思维、模式及手段等面临着空前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探索中初步形成了强制、自律和助推三种监管模式。强调开放、互动、富有“弹性”和技术的治理理论，为监管模式选择提供了可行分析框架。基于该理论及我国现实，采用助推监管模式较为适宜。在促进数据共享方面，应夯实法律基础，构建促进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并合理安排实施步骤；在风险规制方面，应坚守持牌经营等底线规则，建立第三方准入认证及退出机制，强化参与方信息披露义务，对数据共享进行全流程安全防护。此外，参与者自律在开放银行数据共享治理中亦具有重要意义。     

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案手段、犯罪模式与“签名”特征之辨析

作案手段、犯罪模式与“签名”特征都表征犯罪进行过程中某种形式样态，其内涵与外延均有差异：作案手段是指特定人或特定犯罪团伙所选择的犯罪的途径或方法；犯罪模式是以两个以上不特定的犯罪人或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段为基础而整理出的一套具有共通性的作案手段；“签名”特征是犯罪者因个人人格上的特质而强迫自己实施的一种“签名”式行为。明确区分三个概念的异同，有利于解决目前侦查实践中三者使用混淆的状态，准确把握三者各自的侦查价值，为侦查破案和犯罪预防工作服务。     

出租车数量管制模式之探讨

从管制与自治的机制设计看,出租车数量管制是必要的。主体管制模式以实现“质”之管制的普通许可机制,来实现“量”之管制的有限公共资源配置,必然衍生出分配不公、许可与社会需求脱节等矛盾;而车辆管制模式较具优势。出租车管制模式的基本构造应为:以车辆管制模式为主体制度,以有偿竞争方式发放附有期限的许可,对个体化与公司化经营持开放态度。     

略谈香港律师制度

略谈香港律师制度孙劲香港的律师制度是以英国的律师制度为模式发展起来的。古老的英国存在着两种律师角色，一种就是由英国的四巴律师学院取得资格的人所担任的出庭控辩双方的代表，称为大律师或“巴律师”；另一种则是专门担任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其在出庭前准备诉讼文书...     

显隐之间：百年中国的“新法家”思潮

自清末以降，“新法家”作为一种法政思潮，已经或隐或显地流淌了一个世纪。“新法家”思潮中“隐”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沈家本、陈独秀、吴虞等人的著述中；“显”的一面，主要以陈启天为代表。从“新法家”的角度，可以有效地解释从“富强”到“发展”的主流观念史。“新法家”法政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既是“新战国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政实践。     

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政法制之意蕴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专家风险认知模式和公众风险认知模式在风险本质、判断风险严重程度之因素和评价风险之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两种认知模式的差异对规制风险的行政措施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应当通过行政法律制度变革来避免这些消极后果，以便在科学和民主、事实和价值之间获得恰当平衡。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实行一种多中心的风险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制定并发布统一和完整的风险信息标准，定期加以评估和更新，最终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风险预警制度”；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以便培育公众理性；依据各种定性因素对风险的严重程度加以调节；充分发挥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工作办事机构在风险教育、沟通和公开方面中的作用。     

吴建国 汪进元：司法制度当融入民主参与理念

在传统的司法模式中，司法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权力，以法律规则的守护者和公益代表自居。当多元社会出现后，面对公众多元化的利益要求和价值选择，多元化时代要求司法摆脱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承认行为模式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寻求一种能够整合多元价值和协调多方利益的司法体制，以促进不同利益主体问的相互理解，从而实现合作与共赢，这是当今时代对我国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民事诉讼模式转换的先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评析

一、何谓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理论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理论是近年来国内民事诉讼法学界提出的一种令人关注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民事诉讼最基本的关系，即诉讼当事人与法官关系的考察基础之上的。考察的结果，按照诉讼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程序中享有的权利、义务以及所受到的制约，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诉讼制度，分成三种模式———绝对当事人主义模式、相对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与三种模式相对应的典型的诉讼制度，绝对当事人主义以英美法系国家英国、美国诉讼制度为代表；相对当事人主义以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德国为代表；…     

公共信用数据开放的逻辑转向与体系形塑

公共信用数据具有独立于普通数据之外的特殊性，目下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呈现出了“一切数据皆信用”的泛信用化面相，失信惩戒机制在事实上形成了多重评价的复杂格局。通过多元解构信用数据开放的内在机理后认为，公共信用数据开放应当实现由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理念转向，由惩戒威慑到公益保护的目的转向，由积极开放到审慎开放的规则转向。具体而言，应全面优化当事人被遗忘权、异议权等数据权利的行使流程，形成权利本位下的审慎开放格局；以开放限度为标准将公共信用数据分级分类，并完善类型化开放规则；借助算法推荐和大数据分析，塑造以比例原则为统摄的数据开放模式；将信用数据开放的事权收归专门的国家机构，建构事权集中的信用数据开放机制。     

从行政许可之利弊看行政许可的发展走势

行政许可立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然而学界对行政许可的局限性的认识却很不足。虽然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管制的一种方式，具有补缺性、灵活性、有效性和控权性四个方面的优越性。但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一样，都有其缺陷。行政许可的弊端集中表现在行政许可可能导致垄断和财富的“合法转移”；导致管制者为被管制者所“俘虏”；限制竞争和阻止创造性经济的发展；导致低效率和滋生腐败；导致行政许可的自我增殖和“官本位”思想的强化；导致公众把某些非法行为民俗化、合情化，从而架空法制经济的根基，摧毁一个民族的灵魂，并最终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克服行政许可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加强对行政许可的宪政约束。因此，行政许可的发展走势必然是，变现行行政许可的人治模式为现代法治模式。     

“考碗热”深层解读

曾几何时，人们将有非农业户口的人称之为“吃皇粮的”；而如今，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争过独木桥——参加公务员招录考试，为的就是端上“铁饭碗”。而且，这个饭碗“铁”在：只要你没有明显的过失，就可以一直端到退休。     

发展开源软件产业须直面知识产权风险

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业软件公司宣布开放他们的软件代码,表明开放源代码运动越来越受到整个软件产业界的认可。时至今日,开放源代码运动已经不再仅仅是软件开发者对“自由”和“共享”理念的追求和奉献,当她已经成为一种为产业所追捧的软件开发模式,更被赋予发展中国自主安全的软件产业的重任时,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审视这一选择的利弊,积极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显然,相对于商业软件的开发模式,开放源代码开发模式的价值及优势远远超过了其在法律风险方面的困扰。但是,在具体的商业化过程中,这一构建于知识产权体系下的开发模式,知识产权等法律风险仍然是其向商业化迈进的最大障碍。     

北宋诗文革新中“农商皆利”与“重农抑商”的两种思潮

范仲淹和欧阳修及苏轼等人忧“商旅(商贾)不行”，不仅反映了当时商贾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也说明北宋政治改革和诗革新将“忧以天下”上升到新的层次：着眼于士、农、工、商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变革。另外，苏辙指责王安石《兼并》有“诗病”乃至“诗祸”，既是学批评，又大大超出了学批评的范围，反映北宋政治改革及学革新家之间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以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为代表，主张农商皆利；一是以王安石为代表，强调重农抑商。显然，儒商精神与学的交叉影响，是北宋诗革新的又一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