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政策及其法治使命

司法政策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司法政策的探究，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司法政策可两分为“法定司法政策”和“依法定司法政策”,两类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效力虽皆不同，但都不影响司法政策对当下目的的关注和追求。我国的政策及司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作为法律要素而存在，相对法律，其具有明显独立性。就司法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多元、法律根据欠缺，因此，在法律上完善司法政策，是保障其在法律原则、规则前提下，实现“具体法治”“效率法治”“实质法治”使命的必由之路。     

我国专门法院的发展困境与模式构建：以“地位—功能”为中心

我国专门法院建设已初具规模，但也面临法院性质存在争议、政策导向影响审判中立、法院布局莫衷一是等发展困境。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其根源在于专门法院的法律地位模糊、司法性功能与政治性功能失衡。依据不同司法传统和发展诉求，域外专门法院的“地位—功能”模式可分为“行政司法制约式”“行政司法混合式”“普通司法限权式”三种。我国专门法院的模式优化应以专业性和地方法院为基础，平衡司法性功能与政治性功能，构建中国特色的“专业司法平衡式”，从而提升专业化司法的质量与效率，助力实现司法公正和推动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治理目标。     

清代“命盗重案”的裁判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既有的一些研究对于传统中国司法裁判的理解并未突破西方“依法裁判”的窠臼，但就实际而言，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与近代西方的“依法裁判”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以清代“命盗重案”的裁判为例，虽然其具有某些“依法裁判”的表征，但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其并非“依法裁判”。在直接追求“情法之平”的原则指引下，在清代对“命盗重案”进行裁判时，律例的规定并不具有“大前提”的属性，而只是综合考量中的一个因素，司法裁判过程是一个“权宜裁判”的过程。“权宜裁判”模式是中国古人思考“司法裁判类型”的独特性表达，对于当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工作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亚当·斯密“论司法开支”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皇皇巨著《国富论》第五篇第一章中辟专节“论司法开支”。他首先讲了设立司法机构的目的和理由，认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不受其他成员欺侮或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后在“本章结论”中阐述了司法开支的性质，即“司法行政的开支，毫无疑问是为全社会的一般利益而支付的。”但是，他又在别处指出：从司法直接获得利益的，只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人，即“那些由司法裁判恢复权利或维护其权利的诉讼当事人’，因而，司法费用“应由他们双方或一方支付”。     

世界贸易组织的民主性危机

WTO内部存在着“司法”与“立法”层面两种不同的决策机制。相较采取‘协商一聍的“立法”决策机制，采取“反向协商一致”的“司法”决策机制更能体现效率的要求。因此，“司法”渗透到“立法”层面，就会架空强调民主的“立法”决策机制，从而引发WTO的民主危机。     

坚持公正司法的“321”原则

第一，“3性”原则优化司法理念。司法理念的“3性”原则意味着中国司法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就是坚持司法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法治性。要坚持司法的政治性，但不能坚持司法的政治化，不能以政治化方式来实现司法价值和功能；要坚持司法的人民性，但不能坚持司法的人民化，     

刑事诉讼中能动司法初探

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为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所进行的活动为广义的“司法”。近来，我国（狭义）司法实践中兴起了“能动司法”的潮流。梳理古今中外包含“能动司法”因素的实践与学说后，在我国当今司法语境下从程序、证据与实体，法院审级，不同类型的诉讼等角度分层解读。审判阶段能动司法指法官拥有的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职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从认识论、系统论、诉讼法学原理分析其理论基础。并为刑事诉讼中合理地“能动司法”寻找界限。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振华

近年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贯彻落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和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过程中，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全面落实并大力推行司法公开，大力开展“阳光审判”活动，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树立了司法权威，赢得了司法公信力，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回归与突破：“司法强拆”的困境与出路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了“司法强拆”，实现了由“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的转变，是法治的进步。但是，两年多来，仍出现暴力对抗、自焚或其它人身伤亡等现象。本文从强拆模式的立法变迁、司法定位的偏差、“司法强拆”的处境、完善“司法强拆”机制等方面，明晰存在问题，探索发展方向。     

我国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话语构建

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存在密切联系，民事司法应有效保护人权并在司法过程中实现人的尊严。人权保障的实践积累是我国民事司法人权保障话语构建的基础。“可接近”“可参与”“受信赖”构成民事司法人权保障体系的逻辑起点，形成由“裁判请求权”“程序主体权”“平等对待权”“参与知情权”为核心的概念体系。经由当事人对裁判形成的主导作用与诉讼程序推进的共同作业机制，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通过实践、学理、制度传播实现我国民事司法人权保障话语的表达。     

鄞州法院：全力推进司法效能建设

“司法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司法公正不仅体现在司法审判中的公开、公正、透明，还体现在司法运行是否高效，百姓能否从司法审判过程中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与高效，“看得见的公正”正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的司法效能建设中得以充分体现。2010年是鄞州法院确定的“深化管理年”和“效能建设提升年”，在着力完善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三大管理体系，切实改进法院的审判作风和效能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绩。     

人民如何司法：人民司法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民司法”最大的政治难题在于如何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司法”。按照“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理论命题，“人民如何司法”的问题可以被转换为“如何建构理性司法公共参与机制”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临时的权力参与者，为了避免在历时性的重复博弈中遭受不可预期的不利，最好的“自利”行为恰恰是在自己有权参与的一次性博弈中做出“利他”行为，即“维护正义”。如果“正义”亦恰恰是人民所期许之司法，那么，一个能够解开“谁来监督监督者”之权力死结的政治负责制也就呼之欲出了。     

论规范司法行为——以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为视角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其中，“规范司法行为”对于预防和遏制司法领域的腐败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是规范司法行为的题中应有之义。     

司法改革亮点述评

2009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司法公开”、“人民陪审员”……2010年，“量刑规范化”、“非法证据排除”、“执行联动”……近年来，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举措不断，亮点纷呈，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也得到了法学界的好评。     

襄垣县司法局：创新思路求突破 快马加鞭争上游

为全面提高司法行政机关社会管理能力水平，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作用，山西省司法行政系统开展“快马加鞭争上游”活动以来，襄垣县司法局根据厅局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以“四创四提升”为抓手，“快马加鞭争上游”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开创兵团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继往开来的政治宣言，是我们在新世纪一切工作的总纲。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担负着直接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和法制教育的重要职责。当前，兵团基层司法行政和法律服务工作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按照“树司法行政干警形象，创司法行政一流业绩”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兵团党委提出的“发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群众”的奋斗目标，通过全面履行各项职能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开创兵团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一、进一步提高对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不断增…     

对疑罪之司法抉择的学理及应用研究

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罪行轻重疑惑不决、难以确证的情况，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常见现象。对疑罪的司法抉择原则，在人类社会刑事司法史上，有“疑罪从有”与“疑罪从无”的对立立场。“疑罪从无”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     

论中西司法道德

司法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的总称。司法道德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带有相当强制性的“准法律”，它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体现了“软性约束”与“刚性约束”相结合的特点。借鉴西方司法道德的理论与制度对中国的司法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注司法末端的正义运送

在国家的司法大厦当中，处于办案一线的基层法院无疑是大厦的根基，它不仅与公民距离最近、承担的诉讼事务最多，而且其运送正义的水准直接关联着国家司法水平的高低，任何一块基层司法的“短板”都将制约公民司法正义的获得。因此，处于司法末端的基层司法机关，是国家司法建设的根本环节，是运送正义的前台。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当云南永善法院收取“缓刑考察费”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成为我们反思和剖析基层司法环境的“标本”。     

常识与理性（八）：司法理性之逻辑与悖论

基于司法理性之逻辑必然，现代司法在迈向专业化或者职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贵族化与精英化之内在趋向。其中，专业化程度被认为是引领司法达至“效果最优”的基本要素，但贵族化趋向则被认为是诱导司法走向“悖论”的基本因素-它使得司法很可能被异化为一个远离大众、甚至背离常识的封闭市场。为弥补司法职业理性之缺陷，化解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为生活理性渗入高度职业化的司法过程设置某种管道或者窗口，使得司法程序、法官质素以及司法判决更具包容性，并为包容性司法之成长创设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