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见证及其法律效力研究——诉讼证明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刑事见证一直被当作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为我国诉讼法学界所忽视,其所蕴涵的监督制约价值和诉讼证明功能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我国现有的刑事见证规范不但内容粗疏,而且见证与否对相关的侦查行为及由此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和制度变形,这不但与程序正义相背离,而且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对公权力过分信任的政治哲学、＂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文化以及偏重于惩罚犯罪的诉讼目的等,都影响了制度的精细化设计及其应然功能的发挥。无论是顺应证明模式转型的发展趋势还是基于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抑或是保障证据证明力及侦查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刑事见证问题。只有把见证人见证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行为予以制度完善并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刑事见证才能实现从技术到制度的转变。     

完善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立法的思考

刑事见证制度长期以来被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所忽视,其所蕴含的对公权力的监督和证明的价值功能也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立法固然存在诸多缺陷,但最大的缺陷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人员实施的违反刑事见证制度的侦查行为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刑事见证制度毫无实际意义。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见证制度立法。     

论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

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的见证活动范围主要限于侦查阶段,尤其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定诉讼行为的具体实施过程,且主要针对专门机关实施的诉讼行为进行见证。见证人的设置是权力制约理念的产物,与程序正义理论遥相呼应。见证活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为监督,二为证明。《刑事诉讼法》应赋予见证人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并规定相应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论构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分流机制

刑事案件涉及到当事人的自由及生命,因此对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就需要严格控制和不断完善.刑事程序分流制度,一方面着力于对国家刑罚权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又保障了刑罚功能的实现,其最终所能确保的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保障人权.因此针对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分流机制的现状,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庭前审查阶段三个方面论述了完善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分流机制的构想,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再讨论

对于被告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要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告方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就要优先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使程序性裁判具有优先于实体性裁判的效力。作为程序性裁判的两个重要部分,初步审查要求被告方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具有过滤不必要的程序性裁判的功能;正式调查作为法院的程序性听证程序,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偏重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由公诉方承担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责任,且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对于一审法院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所作的决定,二审法院无法提供独立的司法救济,只能将其与实体问题一并作为是否撤销原判的依据。     

刑事技术鉴定性质探究

刑事技术鉴定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专门性问题的一项工作,因为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倍受关注。如何制定出体现法治精神和诉讼价值的刑事技术鉴定程序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刑事技术鉴定程序的完善以对刑事技术鉴定性质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刑事技术鉴定是刑事诉讼行为而非侦查行为,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解决诉讼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刑事技术鉴定是人的证据方法,鉴定结论是言词证据。     

试论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 ,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 ,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 ,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 ,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消除其弊端 ,未来应当彻底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浅谈刑事见证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完善

刑事见证人在监督侦查机关侦查权的行使以及证明经侦查所获得的证据的合法性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作用。权利义务是诉讼地位的重要体现,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见证人的诉讼权利义务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刑事立案制度的“是”与“非”

立案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具有刑事侦查控制功能、规制侦查管辖功能及刑事案件管理功能等。但是，立案标准过高、立案手续繁琐、立案前的调查缺乏法律依据、“初查”获取的证据缺乏法律效力等问题，阻碍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我国的刑事立案制度应当借鉴吸收国外随机型启动模式的合理内核，进行改造完善，建立兼有随机型启动模式特点和程序型启动模式的刑事立案制度。     

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法律程序——以权利与权力的适度平衡为视角

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侦查方法,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直接反映诉讼程序的公正程度并最终影响诉讼结果的正当性。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尊严和人权保障的人道诉求,对侦查权力的理性运行寄予了最基本的期待。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赋予犯罪嫌疑人必要的知情权、反对自我归罪权、及时获得律师帮助权和免受酷刑是侦查讯问正当法律程序的底限公正基准。域外关于侦查讯问的正当法律程序成功范例以及我国侦查权力本位的程序运行经验教训表明,唯有以权利制约权力,才是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保护涉讼公民基本人权的有效途径。让犯罪嫌疑人享有基本的防御权利,使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达到适度平衡,是我国侦查讯问正当法律程序的必然走向。     

侦查程序中辩护方的防御权研究——以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运作状况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程序的进展及效果,而我国在目前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和辩护方权力配置失衡,产生诸多问题。本文试图从辩护方调查取证权的角度分析现有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构建的一些具体设想。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法律效力探讨

瑕疵证据有无法律效力，不仅关系到对瑕疵证据的排除与采信，而且关系到对不同诉讼价值观念的选择和对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为丰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和指导司法实践，本文对瑕疵证据的概念与特征、瑕疵证据的法律效力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瑕疵证据法律效力的立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证明责任问题研究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据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刑事实体法规范落到实处的保障。通常认为,在我国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均负有证明责任,被告人一般不负有证明责任。被告人的证明责任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与重视。然而,随着我们对程序价值的认识与重视,越来越多的程序事实被纳入了证明对象的范畴,现行的证据规范只注重与犯罪实体要件有关的事实,致使程序方面内容的证明责任之分配出现     

结合检察业务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是刑事司法实体公正前提和基础，而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证明标：位的确定和把握又是核心和关键。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能够保证诉讼程序的公平与公正，实现诉讼结果的公正。本文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粗略探讨。     

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探讨

证据开示制度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是其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在不实行卷宗材料移送以及采用控辩两方举证的诉讼模式的国家中,该项制度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现存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等各个角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对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需要都是十分迫切的,在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既符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又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机制冲突的解决、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有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更加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对搜查行为的控制

刑事搜查,是指侦查机关为发现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犯罪证据或犯罪嫌疑人的人身、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场所进行搜寻、检查的一种侦查行为。它是侦查机关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对于侦查机关及时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防止其逃跑、毁灭、转移证据,揭露、证实犯罪,保证诉讼顺利进行,从而有力打击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搜查行为本身具有强制性,所以在获取证据的同时,往往会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一样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以及财产权的侵犯,从而出现同维护社会秩序、安全与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价值冲突。搜查制度在我国还不尽完善,被搜查人的人身自由时刻存在被侵犯的危险。我国应当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契机,对刑事搜查进行控制和完善,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刑事搜查制度。     

律师辩护意见为何难以被采纳—以法院裁判为视角

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难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刑事辩护中的一大突出问题，其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观念和体制层面的原因，也有证据和法官心理层面的原因。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不仅违背亍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且会导致律师辩护职能的萎缩。保障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的措施主要包括：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优化诉讼结构、实现法庭的自治和自决、建立判决理由制度以及构建程序性的救济机制等。     

刑事瑕疵证据的可采性研究

与非法证据相比，刑事瑕疵证据具有实体的真实性和相关性、程序的不正当性、法律效力的可疑性等显著特征，其产生与立法不完善、司法投入相对不足、执法观念不够科学以及法律价值取向过于侧重实体等因素直接相关。在刑事瑕疵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上，我国应立足国情和现有法律体系，贯彻实质意义上的程序正义的原则，有限制地采用瑕疵证据。     

略论《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鉴定制度的完善——根据司法鉴定的价值和特点进行的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为促进和保障刑事司法公正,与司法鉴定相关的制度、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当基于司法鉴定作为证据的基本特点,着眼于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规制职权机关的权力,从诉讼程序、证据制度以及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推动我国相关程序、制度的完善.     

试论刑事侦查执法理念的重构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价值追求。作为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侦查制度,同样,面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问题,作为刑事执法理念必然会在多方面发生变革。本文提出刑事执法的价值观要从专政工具论转向多元平衡论、正义观从偏重实体正义转向实体与程序并重、侦查观从查明事实转向法律真实、证据观从依赖人证转向强调可采信的社会证据和司法观从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公正审判为核心的理念,从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角度出发,力求为我国刑事执法制度改革提供理论资源和观念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