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担生态保护重任 引领生态文明示范

党的十八大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五位一体”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特殊意义和作用机制，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神农架林区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具有代表性、示范性和可行性。     

论马克思生态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生态思想理论发端于两个有关实践的关键性概念，一是“对象性活动”概念，二是“物质变换”概念。马克思生态观的基本内涵：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脱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服从资本统治的逻辑是造成人与自然对抗关系的真正社会根源；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马克思生态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四个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向度与价值

伴随着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规律和对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的反思，形成了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理论，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割裂还是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关系。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批判地吸收西方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进行创造性转换，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这“四个共同体”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个向度，其核心是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机关系与树立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四个共同体”形成的生态共同体理念奠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不仅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和理论创新，而且也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态城市不仅是“多种树”

多种草、多种树，建设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城市，成为我国许多地方的普遍追求。但是，多种草、多种树就是生态城市吗？ 生态城市当然需要这些，但还不够。以不久前通过“生态市建设规划”的广东省湛江市为例，湛江提出“野花野草最是花草”的理念，广泛种植乡土优良植物，公园建设就地取材，既大幅降低造价，又保护了当地自然生态。     

生态城市不仅是“多种树”

多种草、多种树，建设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城市，成为我国许多地方的普遍追求。但是，多种草、多种树就是生态城市吗？ 生态城市当然需要这些，但还不够。以不久前通过“生态市建设规划”的广东省湛江市为例，湛江提出“野花野草最是花草”的理念，广泛种植乡土优良植物，公园建设就地取材，既大幅降低造价，又保护了当地自然生态。     

北京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思路

“生态城市”是苏联城市生态学家尤尼斯基提出的理想城市模式。生态城市具备和谐性、高效性、持续性、整体性、区域性等五个基本特征。北京在2002年发布了《北京奥运行动规划》,首次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经过近年大力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目前已具备了建设生态城市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文基础。但在山区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水资源状况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北京应通过制订实施符合市情的生态城市建设战略规划,并与当前制订的“十一五”时期的各项规划相衔接,将生态城市的建设放入优先发展时序中。     

立足生态优势 努力打造全国生态文明样板

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大上，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充分体现了我党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彰显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必将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信心和决心。     

坚持生态立县建设美丽巫吐

党的十八大首提“美丽中国”概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我们要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建设，     

高举生态文明旗帜建设中国最好的生态功能区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实践的认识更加清醒，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提出了建设“大美龙江”的宏伟目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生态观的关系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类文明走向何处”,是在世界经历工业文明转型、人类遭遇生态危机时所提出来的,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之问。对此,马克思给出了通过社会有机体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和解”,走向共产主义的答案,显示了其理论的深邃性和彻底性。“人—自然—社会”所构成的整体性的社会有机体建设,是马克思和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共同的难题。社会整体解放的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永续发展理念、实践指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相承之“脉”。从社会指向、动力维度、保障机制、路径方法等方面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别于马克思的生态观,体现了其创新之“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话语体系表达,并不承担意识形态输出、制度渗透等功能。生态文明是在新时代为应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而被提出的一种新型社会文明形态。     

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浙江模式”

浙江省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先行者”。浙江省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经历了从“自下而上”探索到“自上而下”推动的演变、从省内区内补偿到省际区际补偿的扩展、从小额补偿到大额补偿的提升。浙江省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十年探索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浙江模式”，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浙江实践表明，完善生态补偿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提高补偿标准并确立补偿依据、完善政府补偿和探索市场补偿、推动上位法建设和完善地方性法规。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探讨

2007年两会期间,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构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决策,这是江西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对于促进江西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分析和探索,进而提出建立和完善鄱阳湖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将有助于实现环鄱生态经济区可持续发展.     

论马克思生态批判及其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价值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阐发他的生态批判因而其思想带有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而到了1845年以后，他开始完全从物质实践出发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并最终走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此，当下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绝不能照搬“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意识，而只能以他1845年以后的生态批判思想为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关系探析

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来说是一种追求生态良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形态。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突破，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龙泉驿区生态移民的实践与思考

实施生态移民是响应中央号召，落实省市要求，尊重群众意愿、遵循客观规律，推广“龙华实践”，造福农民群众的创新实践。实践生态移民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积极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新路。实施生态移民有利于贯彻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精神，是积极探索加快“三个集中”，根本改变农民生活、生产、居住方式的新办法。实施生态移民有利于贯彻落实“富民惠民、改善民生”的要求，有利于整合国有大型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优势，是积极探索以城带乡、以工哺农，激活农村生产要素、加快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途径。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市民主体性生态责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在资源环境压力逐步显现的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所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不仅依靠国家等权力部门的规划和部署，还必须依靠市民的力量，发挥民智民力，培养有生态责任能力、生态责任感的市民。     

关于建设生态大学的几点建议

高等教育承担着向社会输送人才的任务，近些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有关教育方法、手段、思想等也在相应的发生改变。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相应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上也要有创新和新的思路，即应发展生态教育，建设生态校园，培养生态人才。     

马克思“技术之思”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生态问题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技术之思”的生态意蕴内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技术始终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是关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从多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技术与生态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技术实践造成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连接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在生态危机的形成问题上，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生态—社会”视角的技术批判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在生态危机的解决上，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产生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社会关系，技术进步仍然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然出路。科学理解马克思“技术之思”的生态意蕴，对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技术发展，加快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对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另一种逻辑分析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关注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之时，西方学界也产生了关于“人类”与“生态”何者为第一位的价值争论，造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种生态观的截然对立。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自然观出发，首先对这两种生态观的价值、思维和限度做出阐释与比较。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矛盾也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两者的对立，充分挖掘并吸收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资源，并借鉴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果，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建立大别山国家级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构想．

根据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规划、大别山周边省（市）区域经济战略发展的趋势和大别山区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注重维护大别山生态安全，合理开发生态资源，加快发展生态产业，提高生态产业层次，健全生态产业体系，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区域一体化、功能层农化”的发展道路。建立大别山国家级生态经济区，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需要国家战略的规划，区域经济的协作，行政管理的协调，要科学统筹大别山区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