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几点建议——基于人权保护原则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虽然吸收了一些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因素,但是其总体上还是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并且带有一些审问式的色彩.从长远利益看,这并不利于保护人权.根据刑事司法的实际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避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的利益机制失衡,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与时俱进并适应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以切实调整好公共安全、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价值.     

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刑事诉讼模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在刑事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的诉讼模式。由于律师辩护还不普遍,证人出庭较为少见,刑事审判对诉讼卷宗的严重依赖,我国无法普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起诉状一本主义,实行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应当充分注意这些因素,在增强诉讼的对抗性的同时,应当强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因素。     

警察作证的障碍分析及对策研究

警察作证问题是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警察作证制度的障碍主要有立法上的矛盾、诉讼传统的影响、制度上和诉讼模式上的制约以及警察机关自身的认识等。针对存在的问题,必须完善证据立法,进行诉讼模式改革,重构刑事司法体系以及警察机关进行必要的改革。     

四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诉权理论导入刑事诉讼之必要性分析

诉权理论是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之一,将其导入到刑事诉讼之中,对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宏观而言,诉权理论是司法理念转型的基本路径,从微观而言,导入诉权理论不仅能够丰富现有诉讼理论,还能够指导一系列新兴的诉讼制度和程序。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与重构

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由于受到国内特有的法文化背景的影响,同英美国家的证明标准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别。但是,中国现行的诉讼模式的确立,使中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难以固守,尤其是对中国式的诉讼体制与诉讼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如:“对抗制”诉讼模式运行困难,证据规则难以确立,当事人权利难以行使,律师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因而,突破现有刑事证明标准的“瓶颈”,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刑事诉讼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

刑事诉讼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是刑事诉讼中的正常现象.从其转换的形态看,有基于司法独立的禁止转换、基于诉讼角色竞合的单向转换和基于案件事实变化与司法人员认识分歧的双向转换三种类别.不同的转换情形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应遵循的规则不同.诉讼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对其转换前后的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影响.诉讼参与主体角色转换理论研究对有效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具有促进作用,对刑事诉讼相关理论研究具有推动性,对刑事诉讼主体角色转换司法工作开展具有指导作用.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参与权的改革和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政策一个突出的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刑事诉讼中不仅要完善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而且应当同时重视和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充分地体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含义,不致使诉讼活动偏离公正的轨道。     

试论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

试论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蒋历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十分重要，它是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是否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这一问题争论已久，观点各异。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和刑事司法的改革。...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

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对推进刑事审判方式变革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从审判实践角度界定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概念和特征,指出该制度的建立是诉讼效益和公正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文章还对庭前证据交换的主体及责任、范围、内容、方式及程序等提出了具体构想     

行政调查中“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原则的适用

"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原本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公民人权的利剑。但从许多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该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渐由刑事诉讼扩展到了行政调查领域。当然,考虑到行政调查本身的特点,该原则在行政程序上的适用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在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已经引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探索其在行政法上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侵占罪中“物”的问题探析

《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明确规定了侵占罪：“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由于对相关条文中的有关“物”的概念内涵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司法实务领域或学术领域有诸多分歧。需要运用刑法理论，结合司法实践，对该罪涉及“物”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具体分析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康德和黑格尔刑罚论品读

康德的刑罚论和黑格尔的刑罚论分别表达了他们的刑法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的刑罚论以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报应为理论主线,其理论精髓仍然有益于当今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挪用资金罪若干疑难问题之考察——突破实践困境的可操作性方案研究

挪用资金罪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新型犯罪。修订的新刑法中增设挪用资金罪是我国刑法分则规范的发展和完善,这对保护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挪用资金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也为刑法理论和司法认定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文章对挪用资金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准确把握该罪。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彰显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改造的方针。然而在立法理念尚须进一步推敲与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司法环境限制因素的影响下,新刑诉中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仍有未尽之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立法原则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立法体例相对集中,具有“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以及“犯罪记录封存”三大创新性制度。     

刑事诉讼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的分析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应该以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为应然取向,但是在我国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功利性质的"工具主义"却成为刑事诉讼价值的主导,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缺口。立足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复杂现状,我们应该对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进行重新思考:纯粹的工具性价值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有必要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保障性价值虽然是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的应然取向,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法治建设的复杂现状中同样也没有市场,因此必须对两种价值观念的转化进行路径研究。具体思路是,通过制度设计全面"修正"司法实践中我们一向坚持的工具性价值理念、赋予辩护人以"实质辩护权",以推动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向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方向转变。     

论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保护

当今社会，隐私权愈发受到关注。但是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侵扰隐私权的行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理论界多是把隐私权作为私权领域问题进行探讨，很少与刑事诉讼联系起来，即使联系在一起，也更多是局限在某一具体问题的处理，并未真正进入理论探讨的视野。文章意图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探讨这一问题，通过比较方法考察隐私权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分析归纳我国刑事诉讼中隐私权保护的现状，进而探求改革方向。     

罚金刑执行难问题成因及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问题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症。在总结成因，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司法实务经验的基础之上，分阶段地对我国罚金刑执行制度的改革工作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罚金刑的执行难问题。